陈伯吹逝世已经十二年了，又适逢先生诞辰100周年。回想与老师半个世纪的交往，真是思绪万千，早想写篇纪念文章以表达我崇敬之情。

    他为儿童文学播种

    记得我第一次和陈伯吹先生见面是解放前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少年剧团》的成立大会上。他身材矮小，声音虽柔软，而在他的贺词里蕴涵着巨大的激情，使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简单的游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在形式上多样，更要求反映他们的生活。譬如1930年出版的《小朋友戏剧》虽然是简单的短剧，而内容具有爱国注意思想，那时，正当发生济南惨案，所以主要内容是对小学生宣传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暴行……而今天呐，要求我们剧团演出的剧目是什么呢……？！”他这些恳切的言语，使我们内心激动起来。伯吹先生一贯支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在 他的关心下，我们剧团的演出，始终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宣传爱国主义与民主思想。这也就是地下党组织建团的演出方针，与陈先生的思想不谋而合。

    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是非常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46年蒋文焕、王业康、胡德华等同志出版《新少年报》就是向青少年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假民主、真内战的狰狞面目。同时组织另一支战斗队伍，即筹办“中国少年剧团”，以儿童剧的演出形式，宣传反侵略、反内战、反饥饿，团结广大教师和同学认清形势，不受蒙骗。

    我们少年剧团通过演出包蕾同志的童话剧《胡子与驼子》和《巨人花园》都以反美侵略与反暴力政权为内容。陈伯吹先生都看了演出，他兴冲冲地走上舞台和我们一一握手，认真的说：你们的演出，回答了我在剧团成立大会上提出的问题，现在我对你们出色的答案，打100分……

    地下党第三条战线，就是团结以陈伯吹先生为代表的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广大儿童文学作者。党内作家贺宜、包蕾、仇重等积极支持陈伯吹先生与教育家李楚先生组织《上海儿童文学读物工作者联谊会》。当时爱好儿童文学的作家、编辑、校长、教师济济一堂，竟有数十人之多。这是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首次大聚会，空前大团结。其宗旨当然 是繁荣创作以民主进步的文学作品教育少年儿童。为扩大儿童文学作品，贺宜同志又在陈伯吹先生支持下编辑出版《童话连丛》。同时，他们团结进步出版商，出版进步少儿读物，抵制国民党的反共、反民主的儿童读物毒害广大青少年。

    1947年，虽然上海在白色恐怖的乌云笼罩下，而民主运动却高涨。陈伯吹先生以著名教育家、进步民主人士的身份，频繁的奔走在进步的儿童文艺活动场地。他积极支持宋庆龄组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为剧团演出董林肯反映战火中的孤儿、苦难儿童生死存亡的命运的剧目《小主人》和《金表》作宣传，为张乐平贫苦的三毛流浪记画展评好。他并在风雨中到当年教育局门前去支持上海小学教师为争取提高待遇，进行反饥饿静坐现场慰问。他不顾当局迫害，表示支持教师的合理行动……

    陈伯吹先生在解放前是白区上海，为教育界、儿童文艺界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海儿童文学事业的带头人

    上海解放不久，陈伯吹先生在《大公报》主编儿童文学副刊并组织出版新的幼儿读物。他亲自来找上海团工委少年部长蒋文焕和《新少年报》总编胡德华同志咨询党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方针。显示陈先生依靠党，在编辑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他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当时，我正在少年部工作，并为《新少年报》撰稿，我还没有为其他出版物写过稿。他要我为低年级孩子写图画故事。我写了一本《蜘蛛结网》，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本出版物。后来我还为《大公报》儿童副刊写了儿童剧《反轰炸买公债》。从那时起，我开始向《新少年报》以外的儿童出版物投稿。1954年，陈伯吹先生介绍我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他推举我当儿童文学组组长，我一直是在他关心指导下工作。

    后来，上海作家协会将各个文学组改成委员会了，我和任大霖同志被选为正、副主任。我和任大霖商议后，一致推举陈伯吹先生为正主任，我和任大霖为副主任，我担任常务工作。在作协的活动中，我们是遵循陈先生的思路办事：

    一、尊重老作家——我们为贺宜、包蕾、金近、鲁兵、圣野、以及陈伯老组织创作纪念会，又为何公超、黄衣青、方軼群、阳光四位老编辑举办过纪念活动。

    二、团结鼓励中青年作家——主要通过每年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评奖、颁奖金、奖状以及出版得奖作品集。并在各报刊作评述，来鼓励中青年作家的创作。

    三、培养儿童文学爱好者——举办儿童文学讲座及下学校进行写作指导。

    四、支持儿童文学活动——举办儿童文学笔会、作家作品研讨会、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每年十月各儿童报刊出版上海诗人的儿童诗特辑名曰“十月诗会”、参加全国生肖儿歌大赛作评论工作等等。

    在这半个世纪中，上海儿童文学作家由十数位发展到100多位，上海儿童文学作家在国际、全国、各大省市获奖的作品不计其数。中青年作家人才辈出。如：秦文君、周锐、茬大伟、张秋生、朱效文、刘保法、程逸汝、郑春华、张弘、萧岸、张洁、周晴、简平等。而陈伯吹先生大都为他们的出版的新作写过序言，他的分析与点评给作家们很大的鼓励。

    由于《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是宏观的，所有的儿童文学形式的作品都有获得评奖的权利，他不是狭隘的只评小说、诗歌、童话这三种类型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我获得三次《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中除了一首童话长诗，其他如木偶剧《五彩小小鸡》和去年获得的儿童文学相声《嘻嘻哈哈》，这在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儿童文学评奖活动中是绝无仅有的。

    他在我的1983年出版的儿童剧《小霸王和皮大王》的序言中阐述了他对儿童剧创作的看法：“一般在小学中年级，八、九岁的孩子，需要有趣的戏剧逐渐明显地突出来了，‘相声’、‘活报’不在话下，他们还进一步要求寓言、童话内容的短剧，这样，‘学校剧’就应运而生了。……我们要重视‘学校儿童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陈先生又在序言中说了以下一段鼓励我的话：“像孙毅同志早在1947年从事儿童戏剧工作，迄今没有中断过，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他对于儿童剧是个多面手，话剧、相声、木偶剧、皮影戏，不仅演、导，还编写。在解放前，他为苦难的孩子呐喊、呼吁，写的是悲剧。新中国诞生后，他用喜剧来讴歌孩子们在爱的阳光下幸福的成长。在长达36年的岁月里，他热心地为儿童戏剧运动奋斗不息，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和钦敬的。”

    由于20年前陈先生对我的鼓励，使我专心儿童戏剧的创作，更有劲头和信心了，于是我又专心的写了20年。在我创作儿童戏剧60年之际，我出版了儿童剧、木偶剧、中小学课本剧、儿童相声和儿童剧创作理论书6本，共120万字，书名《孙毅儿童剧快话丛书》。以报答陈伯吹先生他对我的督促和期望。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这些书的出版。我只能以此小文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我与陈伯吹先生半个世纪的交往，我始终把他作为恩师。他的为人，他的创作理念都作为我的楷模。我读了他的自传，读了他的作品，和他一起为儿童文学事业工作，他的一言一行都作为我人生道路的榜样。陈先生年轻时在家乡宝山学校里教书，他与地下党教师及进步青年密切交往，曾遭到国民党警察局监禁，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他被日本侵略者追捕，毅然率家奔赴抗日大后方，投入抗日运动。解放后，在反右、在批判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他在遭到任何严酷的批判斗争时，始终坚持他的“儿童本位论”、“童心论”的儿童文学观，绝不动摇。他无私无畏，不卑不亢，对批判者用以理服人辩解，或以坚毅的缄默来保持他的尊严与对真理的信念。他不计前嫌，在拨乱反正的文革后，他毅然把组织上还给他被没收的6万元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建立“园丁奖”，鼓励后进（后来改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当时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钟望阳同志，请陈伯吹先生留下五千元作为弥补他被破坏的家庭设施及今后的生活储备金。陈先生不同意，但钟书记知道陈先生生活十分简朴，经济不 宽裕，所以再三劝说，陈先生才答应下来。后来，由于物价指数上涨，银行利率降低，“园丁奖”每年发奖的基金不够用了，陈先生还千方百计到处筹募钱，鼓励后继者。他的爱心真是感人至深。他真是一位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具有伟大情怀的人。

    陈伯老留下的遗愿

    最后我不得不向有关领导、作家协会和出版社呼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实现陈伯吹先生生前向我和简平同志分别说过的：希望上海能出版两本书，一本是《儿童文学报刊史》，另一本是《上海儿童文学史》的遗愿。这才是真正为纪念陈伯吹所做的实事。

    我在此献上一首诗以纪念恩师

    老爷爷还在讲啊讲……

    陈伯吹老爷爷

    是儿童文学的大学问家，

    他为孩子们写下了，

    许许多多的小说、诗歌和童话。

    他写呀，写呀，写了七十多年，

    小孩子读他的书长成了爸爸、妈妈，

    那些爸爸妈妈生下的小孩子，又读了他的书成长……

    老爷爷有一双奇妙的眼睛像小娃娃……

    他写的书里火车头像野马，

    他写的书里猫儿会飞，

    他写的书里小孩子都变成了花。

    他写啊，写啊，不停的写，

    有一天他的心颤颤地说：

    “老伙计”，我跳不动罗……

    老爷爷就乖乖地把眼睛闭上啦……

    老爷爷离开我们十年了，

    他的书还在一页一页地张开嘴巴，

    就像老爷爷：向他的下一代，下一代，

    把他写的故事讲啊，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