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旧中国的农村，还没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即使在富饶的地区，长江三角洲附近东海之滨的农村，情况亦复如是。
一九二二年二月，我来到一个尚存在着浓重的封建意识和古老传统的农村，这个又名“朱家楼”的朱家宅。宅上既有秀才，又有举人老爷，还有书香门第之家的遗风。我这个刚满十六岁的青年，要在这地方开办一所“洋学堂” ( 复式、单级的乡立国民学校 ) ，从他们的眼里，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光从环境来说，是并不理想的。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对我来说，这个从明代末叶曾煊赫一时，迄于民国已经逐渐衰微的村庄，农民们比较的有文化、有见识，他们看到“洋学堂”也有它的优点，怀旧的感情逐渐淡了下去，时过景迁地忘却、最后放弃了他们原有的私塾。当时不认识这是斗争，其实也是教育上的一场斗争。
我的第一仗是：当农作物到了夏收夏种的季节，学校照例是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作为农民的家长，一方面需要年长的子女当短时期的劳动力来使用，一方面又需要年幼的子女有人管理而无后顾之忧，这在过去私塾里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的“洋学堂”却成了问题。我看清楚、也看出了这个矛盾，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不放暑假，照常上课，少数高年级生，则见缝插针地采取突击补课。这样做，不是没有困难；
第一，当年乡公所只给教师发十个月的工资，以其暑假、寒假有两个月的休息。而我家里很穷，父母还需要我的工资帮同养家，如今无报酬的劳动，还要自己掏腰包付饭钱，心里不免有点“那个”。但我舍不得那些占学生大多数的“小萝卜头”。他们是幼童，在家里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哭哭啼啼；同伴打架，头破血流；河浜玩耍，失足落水，甚至淹死……即使十几个年长的学生在收割、播种的余暇，也得吸收点儿“营养”。他们生活朴素，学习勤奋，平时尊敬老师，彬彬有礼地“有事弟子服其劳”。半年来的教学的共同生活中，也产生了亲密的感情：既是师生，又是兄弟 ( 年龄比我大一二岁的学生中也有 ) 。这样，我毅然挑起这副无偿劳动的担子。农民毕竟是善良、诚恳、真挚的。我搭伙的东家，他们没有幼童，却不让我付饭钱，这就使我感动、振奋，大大地鼓励了我。
第二，每学期一册的教科书，已经教完了。要上课，殷切需要新教材。其时国内已先后出版了两种儿童周刊，《儿童世界》和《小朋友》，我利用它们采选作教材，又学习着它们，尝试写作适应我教学对象并结合农村环境的课文。白天在课堂上教课 ( 农民家长非常重视“先生教书”的 ) ，傍晚在村边田头，夜间在我卧室，为大孩子们讲故事，他们也把从村里村外听来的那些民间传说与田间轶事来回答我。我记得的是“花家桥”和“铜勺船”。困难不但被突破，而且还有收获。年复一年，“朱家宅上的先生”远近村落里识与不识的村人，互相这么诉说，我赢得了莫大的安慰。
要是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儿童文学 ? 又是怎么样开始的 ? ”
我的答案简单明了；我学写儿童文学，从而热爱儿童文学，是为了孩子们，是工作上的需要，又是感情上的激发，兴趣上的满足，思想上的安慰。可以这样说：我的儿童文学工作，几乎总是伴随着我的教育工作而进行，两者密切相联系，互相配合着的。
这就是我搞儿童文学的起点。
我搞儿童文学是从写诗歌入手的。这一体裁对幼童来说，比较亲切而又适合，他们天性爱歌唱，爱朗诵，所以真正发乎 “ 天籁 ” 的诗歌，恰好是他们需求的喜爱的精神食粮。这以后，也许生活积累多了，脑袋里装的事物也繁复起来，同时青年人总有些幻想，就被要求学写童话、小说了。再以后，尝试写剧本，这也是适应学生的文娱活动的要求，而我得收 “ 教学相长 ” 之益。不过，进步还是慢，牛步化的。我能逐步成为儿童文学的专业工作者，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在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社会里，才有实现的可能性。现在我一搞这个工作，总是涌起一股强烈的感谢党的思想感情。关于这，上海刚解放没几天，在陈毅副总理 ( 那时是上海市长 ) 柬邀的茶话会上，我作了鲜明的表态，谈到了党将给我们带来文学的繁荣和孩子们的幸福。
|
|
上 路
是的，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时间上是比较长的，但是非常惭愧，五十多年来没作出什么成绩，今后只有更加努力，藉赎前愆。
一九二三年秋，我已当了。一年半的小学教师：既对孩子们的心理状态有所观察，也有所认识，又对于师生亲密无间的生活有所陶醉，乐在其中；加以自己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阅读了相当多、相当广泛的课外读物：本国的演义小说、诗话、笔记、外国的童话、民间故事。这不仅对文学作品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也对文化知识打下了基础。于是，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正是在这个情景之下，创作之波，时时冲动着、腾涌上心头，而在教学工作的客观方面又颇有需要，于是开始选择了两个品学兼优的心爱的学生，作为模特儿来写；过后觉得不够了，他们在同学中不是孤立的，无论在学习和工作上，都与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所有要写的一切情节，不可能全堆在两个人身上，必然像石投池塘，漾出千重水那样，波纹一圈一圈地扩大，不可能不波及到全校。所以，这部一九二三年夏至一九二四年秋写得不像样的中篇小说 ( 与其说它是小说，毋宁说它是故事更为确切些 ) ，先题名《模范同学》，后改题《学校生活记》，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雪泥鸿爪，为我和学生们三年的共同生活留下了一个纪念。同时，必须感谢我母校里的老师给予的帮助，扶我上了路。这，也表现出了师生之爱，真正的师生之爱啊！ —— 只是结出了一个不太甜、还有点儿酸味的无花果。
一九二五年春，我被从农村调到城镇 ( 宝山县城厢镇 ) 的一所历史久 ( 清光绪二十八年 —— 一九 O 三年创建 ) 规模大的小学 ( 校门两旁有东、西校园，里头有会客室，有大礼堂，教师都有两间屋子，一作办公室，一作卧室，操场前面筑有上百个寄宿生的宿舍 …… ) ，这不仅有利于我在教学工作上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在创作上的进步，良好的环境，给了我良好的工作条件。当我跨进牌楼式的巍峨的校门，踏上两行柏树的通道时，深深地感觉到这儿不仅在物质设备上远远胜过了先前的农村小学，更可喜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进入了高一级的境界。我在前辈的、 “ 忘年交 ” 的老师们中，得到了业务上的指导，特别值得今天回忆、珍惜、高度重视的是：先进思想的引进，文学修养的启发。在这儿：我的教学生活是愉快的，文艺学习是丰富的。
正如俗语说的： “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 这年的暑假 ( 当教师三年以来还是第一个暑假 ) ，满想利用它来从容地写点什么，不幸我父亲患伤寒病症以困于经济，医疗不够及时而逝世，接着我那大弟汝宽以不胜南货店学徒生活的劳苦，早年得了肺病，仍不得休息而终于不救。于是，我这个十九岁的当小学教师的青年，不只受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压力和打击，今后还要肩起赡养五口之家的生负担。
“奋斗 ” ！我在我自己的小天地里化悲痛为力量。经济生活是个现实的问题，工资以外还必须找寻补贴，唯一的渠道是抓紧业余时间写稿，投稿以获得稿酬。这样，我成为当年的《儿童世界》《小朋友》《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和《妇女杂志》等报刊的热心投稿者。特别是后者，主编社就田先生大力帮助了我，并因此而早年认识了金仲华先生，前者的主编徐应昶先生，始终支持了我，他是我起步上路以后搞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支点。
其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的暴风雨，由广州、而长沙、而武汉，沿江东下，而南京、而上海。海燕呵 ! 它也曾振奋长翼，飞入西校园。文学是时代的风雨表，搞文学的人，不可能不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大事，更不可能不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政治。一九二六年冬起，我跟随三个年长的同事，作了一些不公开的革命的宣传活动，这反映在我的写作上，打譬喻说，在儿童文学的主干上，萌发了一些旁枝的政治性的诗、文 —— 《“夜未央”》《悼三·八的死难者》《两个蹈海者》和一九二七年发表在《民国日报》上为纪念上海“五卅惨案''而写的《怒吼吧，上海 ! 》，等等。
这些旁流、支流式的写作的篇页，在当时新文化的哺育下，曾经有一度的发展：写过爱情小说《畸形的爱》 ( 重版时改题为《永久的情书》 ) ，又写过长篇的永恒的主题 “ 爱 ” 的叙事诗《誓言》 ( 芳草书店一九二九年版；其中若干首发表在当时的《小说月报》《北新杂志》上，获得了好评 ) ，这也与阅读鲁迅的杂文，沫若的小说，以至于刘大白、闻一多、徐志摩的诗分不开，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我和同事徐学文，正在教室里授课，反动派宪警突来逮捕，如果没有学生的机智勇敢行为，和校长、局长的仗义担保，我们可能像海洋中起没的一朵朵的浪花，起来了随即淹没了，不再有我的今天 ( 徐君也曾在开明书店出版《给小朋友的信》，北新书局出版《小朋友戏剧》等，一九四五年底去世 ) 了。这年的年底，我们两个身上打过 “ 嫌疑犯 ” 的烙印，只能 “ 无可奈何花落去 ” 地离开了可爱的宝山，来到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 —— 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
一个来自乡镇、土气十足的青年人，涉足在 “ 洋场十里，纸醉金迷 ” 的旧上海，是危机四伏的。幸而早在书本上初步地认识它、也有点儿了解它，这地方尽管有它落后丑恶的一面，但也有它进步严肃的一面，扬弃了它的奢侈浪费的一面，紧抓住它的书刊众多、文化较为发达的一面。
现在，我开始了工读生活 ( 一边教书，一边读书 ) ，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是 “ 穷而后工”吧。这好比一把没开口的刀，放到粗糙的磨刀石上磨，才能锋利。我要 “ 打铁成钢 ” ，必须既认真地读书、教书，又勤奋地写作投稿，不如此，一家人将会挨饿，通过严峻的生活锻炼与工作考验，终于走完了 “ 山穷水尽疑无路 ” 的穷途，而进入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的较好的境况了。
一九三 O 年十二月，李小峰先生邀我负责编辑《小学生》半月刊，这是一个小学生阅读的文艺综合性期刊。无疑，这给了我良好的工作环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一些当时著名的作家，向优秀的一些来稿人学习，也在小读者的来信、来稿中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在儿童时代的生理、心理特点，小学生的阅读兴趣，等等。特别是结识了当年早期的一些热心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教师和作家：陶行知、陈鹤琴、戴白韬 ( 白桃 ) 、沈百英、王志成、马精武、刘显启 ( 仇重 ) 、孙佳讯、吕漠野、鲍维湘、徐亚倩、阮冲、李建新等等，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给予我学习的机会，虽然已经历了四十多年，我未尝忘怀这些名字。
我在这个岗位上，清夜扪心，作着思想反省和工作检查时，使我激动而难忘的，是我大学里的导师鲁继曾。他老人家不仅在我的《儿童故事研究》 ( 北新书局一九三二年十月版 ) 写了一篇精彩的序文，指出 “ 新民的作育则端赖教育的功能，而故事的讲述对于儿童为至高无上的教育 …… 若能将全部教学故事化，则其收效必较现在远超数十百倍了 ” ，还指出 “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海上的霸权未必不是基于这样醉心的海洋故事 ” ，并且在我毕业时，谆谆指示我再去城镇、乡村里当三年小学教师。可是我目光短浅，没有遵循这个非常有价值意义的恳挚的叮咛。与此同时，缅怀着王德昌、浦文贵两先生在我贫困无力的关键时刻，给了我有力的援助，同样终身铭感。郑振铎先生在我沉醉于发表抒情诗、爱情诗的时候，及时地提醒我不要偏离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也是我至今忘不了的。我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多少也做了点工作，这都得归功于有这么多师友的帮助，“邯郸学步”，勉力前进。
一九三一年 “ 九 · 一八 ” 事变爆发了， “ 不抵抗主义 ”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大灾难，一日之间失地千里！我知道《小学生》在东北三省有较多的读者，深切地关心他们的命运遭遇。果然，通辽的一个爱国的小读者，在战火快要烧到他的家乡时，曾写寄了一封激动悲愤的心情的信给我。啊，中国的儿童，是爱国的、聪明的、勇敢的。记得我发表了他的信，也复答了他的信。估计到达不了他的手里，但这件事，刻骨铭心，大大地触动了我，浪涛般一直起伏不定地汹涌在我脑海里。五十多年来，念念不忘，这越来越增强了我要认真为孩子们写作，并且做好儿童书刊出版工作的信念。
其时我正在业余习作，试写中篇童话《阿丽思小姐》。早年我读过《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个喜欢幻想，有点想象力的青年人，完全给这书的艺术感染力感染了，也在这篇童话作品的本身得到了启发。至此，像一台蒸汽机的引擎，推动了我那创作的冲动与欲望，满想通过笔尖勾画出一个天真烂漫、聪明活泼、却又勇敢机智的孩子的形象，写到第十二节时，“九· -- 八 ” 的炮声使我震惊，也使我醒觉：阿丽思应该从梦游中回到现实生活上来，从游戏生活的途中走上关心国家大事的生活旋涡里去，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我得感谢友人康同衍的及时关心与指教 ( 也要感谢出版时赵景深先生为它作序 ) ，更督促鼓励我写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小说体的童话《华家的儿子》。我还是运用了寓言、童话般的象征性的手法写，由于全国男女老幼的同仇敌忾，读者的反应比较强烈。解放后在京工作时，曾经由上海《解放日报》转到在南通的一位干部的来信，并赠送了他在小学毕业时所得的保存了十几年的礼品《华家的儿子》。他爱此书，但他割爱寄赠原作者，盛情可感。
帝国主义的欲壑难填，侵略无止境，被压迫民族的怒火不熄灭，奋起反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拿起笔要写的肯定是与自己祖国命运攸关的那些主题。于是我又提起笔来写了象征性小说体的《火线上的孩子们》，以及借嘲讽孩子的懒惰、不卫生，以旁敲侧击旧社会中某一部分人，该觉悟过来，奋发有为的童话《波罗乔少爷》。此书应题《普罗乔亚少爷》，可能惹起新闻图书审查处的老爷们挑眼，译本《真理的城》 ( 《小彼得》作者的另一作品 ) 被查禁，前车之覆，后事之师，为此，在字面上作了策略性的谐音的变换。
我在北新书局的两年里，除了两周编辑出版一本半月刊外，还负责编辑一套《小朋友丛书》，内容包括社会、自然、文学等各个方面，又与林兰合编《北新小学活叶文选》八册，由于我在书局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了一套初级《小学国语课本》 ( 敢于采选一些抗日教材 ) 和《小学语文默读课本》各八册 ( 严格说这些不是儿童文学，但也都是文艺性的儿童读物 ) ，因而书局主持人对我不满，让我离开了颇有感情的北新书局。这是我上路后的一个转折点。
“磨而不淄，锲而不舍 ” ，我的工作的道路和方向没有变。
一九三四年春上，我被邀去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其实，编辑部行政的事，我是不管的。我的工作只是负责每个月编辑出版三种针对不同年龄、不同阅读程度的期刊：《儿童杂志》《常识画报》 ( 图画照片多些，文字占三分之 --) 和《小小画报》 ( 以图画为主，彩色胶印 ) 。但还照常担任设在潘园里的上海幼稚师范学校的教职。这自一九二九年二月起，直到一九三八年底止，整整的十年。它虽然不是什么儿童文学的创作机构，却和儿童文学研究发生关系，是这个方面的教学机构。可以说，这是我整个工作的两条并行的渠道。我在那里，汲取到了营养。
我的儿童文学的观点，往往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因而与作家们的看法常有同中存异的分歧，也就是这个缘故吧。
编辑业务比较忙，创作相应地少了。但在这条漫长的道上，这朵 “ 小红花 ” ，总是红艳艳地开在我的心目中，写了《缠黑布的人》《孩子们的一堂课》 ( 见《立报》上 ) 等二十多篇有关国难的儿童的短篇散文。能记忆起来而印象清楚的有一本长篇叙事诗《伟人孙中山》 ( 图画故事式的，线装套匣装 ) 十册《新儿童诗歌》 ( 包括爱国的、劳动的、友谊的…… ) 一册《卫生十戒歌》 ( 陈啸空谱曲 ) 以上均由儿童书局出版；又写了童话诗《牧童》 ( 陈啸空谱曲，开明书店一九三六年二月版 ) ，写了《为农夫而歌》 ( 邱望湘谱曲 ) ，写了《福禄培尔氏首创幼稚园百年纪念歌》和江苏省立太仓师范附小的《校歌》，此两歌都由钱君陶谱曲。但我在此期间，更幸运、最高兴的儿童文学二三事的乃是：
其一：我国著名的天才音乐家聂耳，荣幸地给我的儿童诗谱了两支歌。其一可惜在罗店老家毁于抗日战争中；其二为《小野猫》，收进《聂耳歌曲集》 ( 人民音乐社出版 ) ，两歌都灌有唱片。
其二：我高兴地为当年著名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先生所编辑的《山东民间故事》 ( 儿童书局一九三七年四月版 ) 作序，为它出版。在二十年以后，一九五三年九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京开幕时，遇到了他，相见甚欢。他不忘此事，还津津乐道，并致谢意。我当然受之有愧色，但也得到当编辑的快乐与安慰。王先生不以大作家自居，不以儿童阅读的民间故事而小之，使我深深地从中受到了教育与鼓励。
其三：一九三六年早春，一个晴朗的下午，我见到了钦敬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当我在北新书局工作时，得以先睹为快地看到他老人家亲笔写的原稿，排印的校样，以及出版的书籍，也听说过他因文稿事偶尔来到书局，只因我下午去学校教课，得未曾见，深以为憾；特别在局内当校对的同事程鼎兴以他的作品《淑姿的信》 ( 鲁迅：《集外集》 … 页 ) 请先生作序文，先生慨然允诺时，我像大旱望云霓那样渴望一见的心情，犹如山雪融化，溪水猛涨，急不及待地谋诸局内另一同事费慎祥君，彼因编务事固常来往于先生、书局之间，请为先容。归告先生以形势甚紧，恐彼此不利，稍待当再告知。其后终未得讯，离北新后，势更远矣。但为 ( 儿童杂志》选刊长篇连载的小说《十五小英雄》，偕译者衣青君在中美图书公司选择不到而前往内山书店，意外地、也十分幸福地见到了鲁迅先生。他老人家在评价儿童文学作品时，不仅重视作品对儿童的教养，也还注意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当时的“科学救国，，论实在是救不了国的。愚鲁的我，当时对老人家不赞同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虽听之从之，却不理解，不知先生的深意在焉。直到解放后在学习中才逐渐明白过来。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为了补过，为了纪念，在《教师报》上发表了《回忆和策励》；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鲁迅先生与中国儿童文学》。
其四：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的有一千八百多页，四百九十篇，八十万字的巨册《中国的一日》，由茅盾主编，蔡元培作序。我为日益增多的流浪儿童呼吁，写了《生路和死路》。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芦沟桥响起了炮声，一个月后，这侵略的炮声响到了上海，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是战争。上海笼罩在战争恐怖的氛围里了，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学校，等等，对它的职工，一律通知 “ 留职停薪 ” ，实际上是等于 “ 解雇 ” 。
我长时期来 “ 三位一体”， ( 教书、编辑、写作 ) 式地工作，一下子像发动机出了事故那样停顿了。三个月以后，我们的军队在奋战以后撤离了上海，惊慌不安的社会，从动乱中渐渐平静下来，这只不过是个表面现象，潜伏在这底下的还是一座待爆发的火山。
我既仇恨外来的敌人，也愤懑内在的社会渣滓，我的笔不能搁着不动。我要战斗，但斗争需要斗争的艺术，此时此地我不得不绕道而行。
|
|
绕 道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大城市，士兵和市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表现得英勇、坚强。救亡声中有一支文化的军队，也在不懈地对自己人鼓舞慰勉，对敌人则口诛笔伐。我这个小兵丁，当然也参与这个行列。
当时小型的《立报》，仍然每日发行；《译报》更是短小精悍，鼓舞人心，发扬士气；稍后有《文汇报》的创刊；《华美晚报》也脱颖而出。文汇报馆编辑部还编印出版了《上海的一日》，这是继《中国的一日》后的另一巨册，不过一在战前，一在战后。环境变色，条件更艰苦些。我在那上百篇中也占一席地，写的是战争灾难中的人民，其中当然不会不写到孩子们，题目是《那是我们第一年的一天》。
我在当时的那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诗与杂文。前者有《新流亡图》《姑苏老荐头店》和《有一座塔碑》等。后者则有呼吁《组织文化战线》，怀念在敌人铁蹄下的故乡，《乡心》和《海思》，还有悬悬于心目中的可怜无告的孩子们，《从战争中长大起来》《维护民族的源泉》《难童的哭诉》 ( 以上见一九三七年《立报》 ) 。日本著名作家有岛武郎为他的子女写了一篇《给幼小者》，一种人类天性中的深挚的爱，恳切的希望，腾跃在字里行间，促使我想到假如有岛武郎先生目睹中国的幼小者，在日本军人屠刀下死亡累累地，心中将有什么感想 ? 也许会写出更深刻的作品来吧 ? 我长夜不眠，用了同样的题目，也写了一篇《小尸包》 ( 见《小说月报》 ) 。那篇在《文汇报》上连载四期的《一年来的中国儿童》，控诉了日本的残暴和我国孩子们的苦难。为了避免敌人的迫害，文末注 “ 写于香港 ” ，其实我至今连广州也没到过。
待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占领了整个上海，形势更加紧张，发表杂文，已经 “ 不合时宜 ” ，而且存在不可预测的危机，我乃转而从事翻译。先在联华图书公司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后在山城书店、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了《伏象神童》《一文奇怪的钱》《蓝花国》《出卖心的人》《空屋子》《兽医历险记》和《绿野仙踪》等，介绍了十来册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我到常熟路、华山路口的大同旧书店，选购外国侨民离沪时以旧书交售出来的孩子们阅读的文学读物。我参考了美国教育家桑代克用测验的方法，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较好的书目 I ，经常前往挑选，几年间购到五百本光景。店主陆君笑谓我这方面很在行，并谓巴金先生也常来选购。可惜我这些准备翻译的原本，在这次 “ 运动 ” 中散失殆尽。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
|
|
弯 路
一九四二年十月，迫于沦陷为孤岛的上海，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在只身出走之前，也曾一再考虑北行还是南行 ? 却终于经金华、衢州，过南城、宁都，在赣州歇脚两个多月，等候汇旅费来。下一年的三月初，到达嘉陵江畔的北碚。一路上关心我工作的：在南平有陈向平，在泰和有贺宜，在衡阳有鞠孝铭，在桂林有仇重和顾伯泉等好友，并且第一次听到了严文井的童话创作《南南同胡子伯伯》的好消息。在离赣之前，还读了贺宜在桂林出版的《野小鬼》《凯旋门》。在这以前，在沪曾读到苏苏写的《小癞痢》等创作。这些，压住了我国难与乡愁交织成浓重的铅色云块般的一片愁闷忧郁的心情。过重庆时，得悉何公超沿用《儿童世界》的刊名，继续在这块新开垦的处女地里辛勤灌溉，心头宽慰了些。
我也许因为两年多的杂文，两年多的翻译的缘故，不知怎么的一时还鼓不起创作的情绪，只是写了些一般性的诗文：《日历篇》《题纪念册》《嘉陵江上纤夫曲》《花溪一日闲》《千人大合唱》。以夏雷笔名，在桂林北新书局出版了《魔鬼桥下的炸弹》等。事实上我仍然未忘儿童文学，写出了《梦与儿童文学》 ( 《新中华》复刊 2 卷 8 期 ) 《论寓言与儿童文学》《高尔基论普希金》 ( 《东方杂志》 40 卷 2l 号、 41 卷 l 号 ) 等。我热爱这顶 “ 金箍帽 ” ！
有一句俗语： “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 我心情平静了些，生活安定了些，马上欣欣然来到 “ 旧游之地 ” ，从心底深处发出了 “ 亲爱的儿童文学 ” 的喜悦笑声。从英译本翻译了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小金鸡》《牧师和长工巴尔达》和《沙皇萨尔丹》，都在中华书局出版。
文学创作，毕竟既是 “ 顶石臼”又是 “ 琢玉器 ” 的工作，我从黄浦江边来到嘉陵江畔，好比跑了一次 “ 马拉松”赛跑，有点心余力拙之感。爬不上 “ 泰山”日观峰，且在“崂山”游览一番。不久，我就找到了一个“主峰” —— “作家和儿童文学 " 。于是我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格林兄弟和他们的童话》《大作家与小孩子》 ( 狄更斯 ) 《老人的心》 ( 列夫 . 托尔斯泰 ) 《斯蒂文生和他的金银岛》《马克 · 吐温与儿童文学》《王尔德和他的童话》《从戏剧节谈 ( 彼得．潘 ) 》 ( 巴蕾 ) 《吉卜林的故事与童话》《科学想象小说大作家》 ( 儒勒．凡尔纳 ) 《伊林的黑和白》等。这块园地还远没有完工，今后还得抓紧工作下去。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沪创刊后因处于抗战第一线而停刊的《小朋友》，已有七年之久，如今准备在渝复刊，邀我担任主编，这样，我又得“三位一体”式地完全“重振旧业”了，当然兴高采烈。我马上约请老舍先生给复刊的新一期创作一篇，以光篇幅，并资号召。童话《小自鼠》发表出来后，孩子们多么热烈欢迎啊！
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 “ 家书抵万金 ” 的家书，中断了将近三个年头， “ 喜欲狂 ” 地乡音一朝自天而降，不由得涌起了 “ 一江春水向东流 ” 的思念，尽管我十分留恋着夏坝的复旦大学，北碚镇郊的编译馆、李子坝上的编辑所，怎奈老母病危，爱人咯血，未满十岁的独生子，以铅笔字迹的信，频频催归，加上家里曾为日宪兵抄查过……不能不赋“归去来兮胡不归”，得中华书房同事许仁生君的照顾和帮助，谋得一“黄鱼”舱位，十月下旬枯坐在小轮煤堆上航行将一月，川江段、三峡间虽一度触礁，幸得平安返航。船行甚缓，在途中每处停靠时，都寄发了《小朋友》的约稿信，为在沪的编辑工作作好充分准备。
临行日前 “ 夕阳无限好”的时刻，徘徊在嘉陵江滨，江水昼夜不停地奔泻，已经开始在发绿了，但我等不到明年春天看到它那一江碧绿的温柔的姿态了，可这秀丽的印象是不会忘记了的。对江的大学校舍里时时传出弦诵之声，入晚，远处三三两两村落的几点篝火，闪闪烁烁，动人遐思，禁不住想到三年来在这江滨究竟做了些什么。
别的且不说，我的业余时间仍然全部花在儿童文学上，我的本职工作也是和这相关的，但创作不多，理论性文篇占了工作的百分之七八十。那么。我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工作呢 ? 说来惭愧，还不是舍本逐末、弃近求远地走进了狭隘的胡同，虽然不是一个死胡同。若说有些成果，那也只是不深不透地谈论了十八九世纪欧美的作家与他们的儿童文学。为什么不先谈谈中国的作家和儿童文学呢 ? 缘溪寻源，其源盖出于倾心西洋的文学与儿童文学。当我青少年时代，哺育着我的精神食粮是；《天方夜谈》、希腊神话，北欧传说 …… 而早在童年时代，虽然也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但从《无猫国》开始后，接着读《怪石洞》《玻璃鞋》等，却后入为主，并且形成了我阅读的倾向性。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 那是无非这些童话，具有奇异、勇敢、冒险、多变等的因素，更适合儿童的心理，更能诱发阅读的兴趣，于是兴之所至，一往情深，在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便难予改弦更张了，这样一来，以致当我在有意识地学习儿童文学的时候，其蓝本还是不外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水孩子》《金河王》和《杨柳风》《木偶奇遇记》等洋货。究其实。欧洲较早、较著名的童话作家，他们的辉煌硕果，都生发自民间文学的根柢。事实上查理。贝洛尔的《鹅妈妈故事》，雅各、威廉格林兄弟俩的《儿童和家庭童话》，威·豪夫的《冷酷的心》等；即使是汉斯·克里斯钦。安徒生的早期作品，《火柴盒》《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等，亚·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和《小金公鸡》等更明显了，乃至于纳逊尼尔·霍桑的《奇书》等等，他们作为儿童文学而流传不衰的作品的原料，哪一个不都是在本民族的民间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很好地消化以后，花大力气艺术加工，推陈出新地成长发展起来的 ?
我走了弯路。我仅仅以 “ 表面价值”地去学习、借鉴这些世界名著，我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地分析研究，对这些名著，“……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可我根柢浅薄，没拿到啊，也拿不到
啊，所以也就得不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有益之处，因而也决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写出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儿童文学作品来。
我走的弯路，不只在创作上的观摩、借鉴，仅止于接受其 “ 表面价值 ” ，即使在理论研究上也是如此。我认识到文艺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是和儿童文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密切的关系，却没认识到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问也存在着血肉的关系。这有明白无误的例证在；在我理论性的文字中，例如在《试论儿童文学的型式》 ( 《小说月报》一九四二年一月 ) 引经据典的往往是外国作家的外国作品，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犯了这 “ 数典忘祖 ” 的错误，岂不也是漠视民问文学，并轻视土生土长的现代文学的 “ 崇洋思想 ” 在作祟的错误吗 ? ……
由于这种错误思想的主导，在观摩阅读，采选教材，学习创作，投稿对象上，我在《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两种刊物之间，往往倾向于前者。尽管我并不是不知道在国内广大的小读者中，后者更加受到欢迎，订阅的数字超过了前者。其故何在 ? 我曾经主观地、简单化地分析研究过。前者的内容多译刊一些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例如《汤姆叔叔的茅屋》和《瑞士家庭鲁滨逊》等。质量虽高，可是描写的风物、人情，与小读者在祖国土地上的生活环境存在着差异。虽然好作品也能激动人、感染人，却总是有些隔膜，要打折扣，何况是十岁左右儿童的生活经历，折扣更大。而后者则多刊民间故事、传说，即便是外国儿童文学名著，也经过改写或重述，例如列夫 · 托尔斯泰的《傻子伊凡的故事》，改编为《呆于国》。此其所以能吸引读者，得他们的欢心，或即此故。如果我在这上面悟出一些道理，而且是正确的话，那么为什么执迷不悟地不改变呢 ? 是不是只是兴趣爱好之所在，而不是思想感情的缘故呢 ? ……
嘉陵江上已经笼罩上一重轻纱似的白雾，如果我真是 “ 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的话，那么，彼岸此岸，回头是岸，未为晚也。虽然如此，这也还要依靠读者、同行的作者的大力帮助。
八年以后，在京得见老舍先生，他要我 “ 多看点戏 ” ( 指我国古典的京剧和地方戏 ) ，这对我来说，在文艺修养上，确是 “ 切中时弊”之言，是一记警钟啊！
我得从弯路上转回来。
|
|
回归线上
回到上海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期刊《小朋友》；此外也还写点诗和杂文，都是针对当年旧社会的形形色色，有感而发。但是，我从没离开过那多年来一个遥远的美好的理想，如今正在逐渐移近来，并且继续加深、加固，凝聚成为终身事业的现实的儿童文学这个工作岗位。过去由于工作的性质和方式，习惯于个体工作，是个， “ 单干户 ” ，虽也有点儿进步，却远远跟不上形势和时代，这也要走群众路线啊 !
李楚材先生是一位儿童教育家，而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常常是 “ 同根生 ” 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有关儿童的教育。从而必然也关心当前的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认为必须反映时代，重视政治，注意社会，要求用儿童的语言来表达儿童的思想感情。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和李先生发起集合志同道合的儿童文学工作者，组织成立一个 “ 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 ” ( 原拟称 “ 中国儿童读物工作者协会 ” ，但一因“协会”需要登记，我们不愿意，二因 “ 中国 ” 这名称范围较大，而会员不多，不副实。 “ 上海 ” 则较切合实际了 ) 。六月九日，正式成立，到会二十五人 ( 一人因事请假 ) ，陶行知先生亲临作 “ 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报告。
由于当时的环境、形势，它形成了一个两重性的半学术、半战斗的民间团体：四年中，举行过三次大型的座谈会。每次出席四十多人，讨论了 “ 儿童文学作品的用字用语 ” 、 “ 儿童戏剧与儿童教育 ” 、“儿童文学应否描绘社会阴暗面”，发表在《中华教育界》 ( 复 2 卷 12 期， 3 卷 2 期， 3 卷 4 ～ 5 期 ) 。小型的集会，平均每两个月至少有一次，也还有一些参观访问、观摩文娱活动。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由联谊会主办的 “ 儿童书籍展览会 ” 开幕，展期两周，参观的人数不少，当年的《大公报》作了介绍。会员方与严搞来一批苏联的儿童读物，较为新颖突出，受到参观者的注目。相形之下，自愧不如，亟应改进赶上。这次展览，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人士对儿童读物的重视与关心。
从这次展览会上，我得到了启发，仿佛怀着雄心壮志似的，大胆地将我儿童读物的发展情况，系统地概括地分划为几时个期，作一鸟瞰式的说明。我不以为自己这个工作做得正确了，也许完全是错误的，但我愿意接受批评、指教，作为讨论的基础，先画出一张不成熟不像样的“蓝图”。所以在上海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主编的《福利消息》报上发表了 ( 一九四八年三十期 ) 。
同年五月，上海《大公报》准备每周出版一期儿童副刊，邀我主编。我乐于接受这个工作，因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工作，也是为 “ 联谊会 ” 同志们提供 “ 英雄有用武之地 ” ，向低级趣味的、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甚至下流黄色的儿童书刊作坚决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文化知识。这个副刊定名为《现代儿童》。出版以后，读者反映较好，较强烈。时间过了三十年，我还能记得起当年发表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童话有《哭死宝》《掉到月亮里去的富翁》《驼背佬佬的同乐会》；小说有《数米记》《红脚梗和白脚梗》《阳光和小草》《没有人喝采的工作》；诗歌有《知了》等。这个副刊在一九四八年秋被迫停刊。解放后一九五 O 年又复刊，改名《新儿童》。
其后由会员三十多人签名，发表了两次 “ 宣言 ”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发表了 “ 反美扶日 ” 的宣言；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发表了 “ 热烈欢迎上海解放，拥护中国共产党 ” 的宣言。都刊载在《大公报》上。 “ 宣言”都是我执笔起草的。
我也曾以个人名义在《大公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两篇并不是儿童文学的作品但与儿童有关的文章。其一题为《从节约到饥饿》，副标题是《一个为儿童而提出的抗议》，指责节约报纸的决定是剥夺儿童的精神食粮；其二题为《遏止泛滥的 “ 黄祸 ” 》，指责高高在上的达官要人，对那些黄色、桃色、黑色的书刊无动于衷，让这些 “ 鸦片 ” 为害人民，特别是为害青少年儿童。当时的政权不在人民手里，所以它们如石沉大海，无结果，无回声，我愿意在这儿附笔提到它们。以见只有革命的政府，才会关心人民，关心下一代．
一九四八年一月，经过会员们的集体讨论，并商定评选办法，制订条例，决议编辑一册《 1948 年儿童文学创作选集》。下一年的十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目的是一方而在于供应会员们互相观摩研究，检讨得失，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今后新的工作。另一方面想借此招致一些愿意走同路的新朋友，也来参加这一种拓荒的工作，共同建设明天的新儿童文学。
在这儿，所以要提到这些 “ 身外之事 ” ，因为这些事都和儿童文学有关，而我又都亲予其事，和一些同志们这样、那样地共同工作过的。
这以外，我自己在创作方面，诗歌有《下雪了》《童话》《小鸡出壳》和《老虎的尾巴》；童话有《不勇敢的稻草人》 ( 《新少年报》、《甲虫的下场》和《井底下的四只小青蛙》小说有《亲爱的山姆大叔》 ( 《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在看大样时被抽去 ) ；散文有《希望的塔》和《光明的烛》 ( 《小朋友》 ) 翻译有《小夏蒂》 ( 《中华教育界》复刊二卷中连载 ) 等。这些，虽然在写作之前，明确了读者对象，但我还是结合了当前的形势，准对性是较强的，只因为小读者们不是生活在真空的社会里。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否结合得好，该有自知之明，远未到达这样的境地，有待于今后的加倍努力。在理论方面有《陈旧的“日瓶盛新酒 ” 》《谈儿童读物》《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等 ( 《大公报》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一日；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 。
|
|
走阳关大道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内外的枪炮声平静下来了，大街小巷，四处响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动听歌声，人民军队开进来了，万人空巷地跑出来欢迎，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的革命胜利的欢呼，声震全市。
六月三日，陈毅市长在八仙桥中国青年会九楼招待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举行茶话会。席间，陈市长给客人们亲切地畅谈了马克思主义。他谈笑风生地列举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其他各个方面的事例，说明怎样运用辩证法妥善地胜利地解决了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雄辩地阐述了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真有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 的体会与感奋。在场的各界人士，听来无不动容、信服，纷纷上台发言表态。我想到我们的儿童文学界不能落后，也满怀信心地上台发了言；坚信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儿童文学这一事业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健康的发展，长足的进步 ( 见在沪发刊的《解放日报》 ) 。
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九月，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怀仁堂开幕，我们的联谊会有三名会员作为代表出席，可以说，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第一次在全国性的文坛上崭然露头角。这是党对下一代的关怀和爱护，也是对这个尚在幼年时代、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文学事业的有力的栽培和扶持。 ，
此事已隔三十年，迄今我未忘怀：当我在编辑《小朋友》第一千期时，函请在京的严文井同志写一篇纪念文字，热心于儿童文学的文井同志，如期寄来大作，这不仅使这本历史较长的儿童文艺刊物增添了光彩，也使作为编者的我得到了鼓励和教育。
真是走上了阳光大道，好风光，令人振奋。和同志们一起在上海文艺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阅读从解放区革命根据地来的《人民文艺丛书》几十种 ( 包括《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板话》《吕梁英雄传》和《洋铁桶的故事》等 ) 。虽然理论和作品都不是儿童文学，但要理解到儿童文学是由于客观的需要，因而从文学派生出来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血缘的关系，文学的一切原理原则，都能适用于儿童文学。只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它们自己的特殊性，否则，便无从区别。儿童文学也不能例外。它的作品应该有它自己的儿童特点，照顾特定读者的年龄特征 ( 他们的思想感情与身心发展 ) ，来使各个年龄阶段的
少年儿童，都能理解、接受 ， 起到作用，受到教育，得到快乐，从而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与文艺方针，并完成党交给的光荣的历史任务。
我主观上以为我对儿童文学的认识比过去更明白些，也比较的正确些了。一九五三年春，华东作家协会成立的那天，陈毅这位受人民敬爱的诗人、革命儒将、国家领导人亲临讲话。他谈到作家在创作时，必须“苦思苦索，苦修苦炼”，旁证博引了中外古今的事例。低水平的我，聆听他高姿态的言论，茅塞顿开。这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使人感到温暖。我每一回忆，心头火热。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被调往北京工作。在 “ 阳关大道 ” 上，进入了另一个佳境胜处。当时的儿童文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早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工作起来有事半功倍的感觉，使我又一次深深地亲切地领受到党的恩情。过去搞这个工作，非但不受重视、扶助，还要受到打击、迫害，以彼例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于此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 我是一九 O 六年生的人，大半生在旧社会里过，搞儿童教育、搞儿童文学，经历了两个时代，两种社会，今昔鲜明的对照，好作明白无误的历史见证人。
下一年的四月二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安徒生学习什么》来纪念这位童话大师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更加高兴的是和迢迢万里来中国的丹麦大学的 “ 安徒生专家 ” 克里斯坦逊以及他的夫人，一见如故，畅谈了半天。他也非常高兴，作为祖国骄傲与自豪的世界文学的代表人物安徒生，在东方也有 “ 知音人 ” ，因而喜出望外。
于此，我联想到日本教育文艺界友人，首先晤面的是丹野节子。她非常赞赏我国在儿童教育、儿童文艺上的 “ 五爱 ” 品德教育。回国后即请日本著名作家小川未明先生，把他的丰富多彩的《童话集》寄赠给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我突然接到寄自日本国土社出版的刊物《学校剧》两册，并附有主编人富田博之的热情洋溢的信，告已译载了我在《剧本》月刊上发表的《试谈儿童剧》，由北海道大学教授斋藤秋男 ( 以后他来北京见到 ) 和小林文男合译，分两期连载。此后，富田博之先生隔一二个月总有一次来信，并介绍他夫人小池民子，以及她写的儿童剧本。我们建立起深厚的亲密的友谊，遗憾的他于一九六 O 年专程来上海看我而不得见。一九五八年日本童话作家与田准一先生在北京，我们在中国作家协会见面，晤谈甚欢，交流了童话创作问题的意见，并询我怎么会搞儿童文学的，回国后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短文，说我是个 “ 教授型的作家 ” ，实在是名不副实的。
这年十二月，我在《人民文学》发表童话《一只想飞的猫》。春节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予以广播。
此后，从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九年，经常在各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文艺报》和其他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童话、诗和散文，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工作时期，甚至我没拿国家三年半工资，只靠稿费生活，也并不感到吃力。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社会里，才能获得心情舒畅的理想的工作与美好的生活。当然，这我仍然应该感谢组织上、领导上对我的关心，和各个出版社对我的帮助，自己则作为锻炼和考验，求得进步与提高。
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九的十年间，我的儿童文学工作大体上说来，出版了小说选集《中国铁木儿》、童话选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诗歌选集《礼花》、散文选集《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和理论性的《儿童文学简论》《作家和儿童文学》《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教了五年半关于儿童文学的课。我自己评价自己：前者只是《伊索寓言》里提到过的“酸葡萄”，后者则是孟轲批评过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免自误误人。
“吾日三省吾身 ” ，每天应该好好想想，时时刻刻要求自己为人民、为下一代， “ 俯首甘为孺子牛 ” !
这时候，我已经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但还觉得 “ 余勇可贾 ” ，极想继续努力一番，记得诗圣杜甫那句非凡的、很有气魄的 “ 语不惊人死不休 ” 的话，要认真做到，首先不能遗忘 “ 学到老”的学习，树立起先进思想的革命的世界观。
|
|
给绊了一跤
“我在新中国文艺大军中是一个小兵丁。 ” 当一九五八年五月，郭沫若同志率领文艺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参加义务劳动时，我自己就这样地估价自己。在工地夜间露宿时．又曾和音乐家贺绿汀、姚牧，画家李可染、艾中信等同志睡在一个帐篷里，更加觉得自己的渺小了。
我曾经亲眼看见艾中信同志在浓云密布的工地上．像一头海燕样地从暴风雨中冲出身影来，飞奔到帐篷里，既不拧一拧头发，也不擦一擦身体，全身水淋淋地，拿起画板和画笔，一挥而就。那幅暴风雨席卷工地，农民、工人、干部、战士、知识分子的各阶层劳动者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无畏地奋战的场面，是一帧比最好的照相还清晰，还逼真，更生动的写生画。他在一刹那间，熟练地捕捉住纷然杂练，千变万化的形象，通过笔尖，安放在两尺见方的纸上．赫然出现在众目睽睽之前，这是非常精彩的造型艺术。他那枝生花妙笔，是平时不断练笔中锻炼出来的。我的笔，自然也跃跃欲试，虽然也写出一首诗 ( 《战胜了狂风暴雨》 ) ，一篇小说 ( 《妈妈在工地上》 ) ，一篇报告文学 ( 《六姐妹》 ) ，那只是政治热情的果实，决不是艺术的珍品。相形见绌，应有自知之明，我的学习与工作不够刻苦，远未到家。在能量小，质量差的事实面前．自认是个小兵丁，无疑是心安理得的。
以后的两年问，我写了一系列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散文，发表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和上海的《收获》上，意想从新中国儿童的精神面貌上，反映并歌颂建国十年来党对新生一代的教育和培养的成就。
一九六 0 年六月，我来上海深入生活．突如其来地受到了批评 ( 上海方面还说这是 “ 批判 ” ，不过北京负责方面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一般性的 “ 批评 ” ) 。归纳起来说：在创作方面运用 “ 以小见大 ” 的方式方法．写儿童生活的身边琐事，不重视大题材，是为艺术而艺术。在理论方面主张估量儿童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 、 以及他们的阅读兴趣，借以起更大的教育作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以是童心论者，又是本位论者，艺术至上论者 ， 外国儿童文学移植论者，名目繁多，何患无辞。甚至说我对于写童话，只要有幻想，不需要生活。我心平气和地想，批评的同志们似乎未看到，未调查研究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四月号上的《试谈童话》和《文艺报》一九六 0 年四期上的《从童话创作看美术影片》。
我认为我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上，不可能没有错误之处．问题看得不全面，说得不深不透，观点没摆正确，也还夹进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在旧社会成长，在旧学校学习，必然是难免的。但绝不像批评者们所指责的那些 、 而且不是实事求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所以我只接受批评本身对我的帮助，却保留了同志们对我提出的意见，留给自己作为儿童文学的科研的课题，而慎重、认真仔细地思考着。
我认为文化是积累、继承、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然后形成新的文化。所以，不论什么思想、主义 _ 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全新的。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可思过半矣。有人批评我所说的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新货色，都是有所胚胎。只要在不断地变革中利用其固有的旧的，然而是有用的合理的部分，结合着新的．就能是创造性的发展，被认为是新的了。如果在微观世界中作定性分析 、 仍然是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世界就是这样不断运动发展着的。难道儿童文学理论就不如此吗 ? “金无足赤 ” ，何必求全责备呢 ?
这是我在前进的大道上绊了一跤。说咎由自取．也可以嘛。以后在理论《幼童文学必须繁荣起来》和童话《新年老人与圣诞老人》上又跌了一跤，痛定思痛，从此就少写或不敢写理论文字和童话作品了。只是在奉贤、青浦的江海公社、城东公社深入生活以后 · 劲又被鼓起来了，发表了小说《一颗挺大挺大的豆子》《扛牛记》和《带枪的阿姨》；从新疆参观访问回来，写了散文《名马之家》《在可克达拉农场连队里》；报告文学《千锤百炼出钢来》和《半耕半读茁新芽》 ( 前者发表在《新疆文学》，后者《收获》通知刊用，只因“运动”来了未发刊 ) ，等等。而写了一半的中篇小说《白塔红旗》，和准备写成的散文集的《戈壁新画》，由于长达十年之久的运动，都被断送了。伏在案头创作，不异于战场上作战，气可鼓而不可泄啊 !
|
|
爬起来跑毕全程
一九七六年十月 ·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林彪、 “ 四人帮 ” 反党集团，这犹如消除云雾而见太阳，普天同庆，万众欢腾。这个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对我来说，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给予了新的政治生命，我那无端被夺走的武器 —— 笔杆子，重新回到我手里来了。啊，我要战斗！党号召揭批 “ 四人帮 ”、 我听话，一九七七年七月写了《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 ( 《光明日报》 ) ，二九七八年三月．再接再励地写了《砸烂 “ 黑线专政 ” 论，儿童文学迎新春》 ( 《解放日报》 ) 。
一年之中，春季是三个月。但是我觉得自从一九七八年文艺界迎来了 “ 文艺的春天 ” ，这以后，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是春天。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真正到来了！何况又发扬了 “ 艺术民主 ” ，更有“个人独创性的广阔自由天地”的保证。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力，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一场乱糟糟的破坏性极大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壮丽的响亮的号召；于此同时，还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的水平。在这样的大好特好的革命形势之下．我这匹被迫伏枥的“老骥”，敢忘“千里之志”， ?! 人应该有一点儿志气，有一点儿理想，儿童文学是党的文学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要把它作为自己 “ 生命之树常绿 ” 的灿烂的理想，作为自己本职工作的终身事业，尽我余年 · 全力以赴，全速前进，跑毕全程。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参加了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上海市文艺座谈会”以后．立刻行动了。在创作方面：一开笔，写了儿童学校生活片断的《米泔水》 ( 《解放日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 。两年半来，继续发表了《儿童的诗篇》《比赛以后》《幼儿篇》《接过一枝枪》《长堤上的 “ 一件小事 '' 》《戈壁滩上的小羊倌》《红领巾们在想些什么》和《在欢乐的日子里》等等的短篇小说写了《一个少年大学生》的报告文学，童话只写了一篇《三只小喜鹊说的》；诗更少，但为《彩色的星》《孔雀的焰火》《寓言选》《外国儿童短篇小说选》写了 “ 序文 ” ，也为《少年文艺》《少年报》《儿童时代》《儿童诗》等报刊，习作研究、征文评奖等写了“引言”……在研究方面：写了《试论动物故事》《漫谈寓言》《儿童诗和形象思维》《童心和童心沦》等。
我不愿写自己工作上的 “ 流水帐 ” ，但回头一看．也提了这么多 ， 这只是为了说明事实，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嘛。不能空口说白话。说的是这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是不足为训的！……我发表《庐山在秋天里的春天》，以及《生活 · 工作 · 思想与感情》，是我个人的 “ 工作宣言 ” ，借以明志。
噜哩噜苏地写下这篇 “ 又臭又长的缠足布 ” 似的文字，禁不住想起画家的 “ 自画像 ” 来．美术史中是不乏这种记载的。那么．我这篇不像样的东西，能算什么呢 ? 它也算是我的文字的 “ 自画像 ” 吧．不过是十分蹩脚的自画像 ! 毫无疑问．它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两贫乏的、低水平的拙劣产品。由于我这人自身蹩脚，自画像哪能不蹩脚呢 ? 敬请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不吝指教．我不敢效法扬雄解 “ 以玄尚白 ” 的嘲而作《解嘲》．也说什么 “ 抛砖引玉 ” 的话了。
|
| 一九八○年二月上海 |
( 选自《我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