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社会主义的道理 |
—— 《儿童文学简论》代前言 |
| 我能成为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这愿望只有在今天的新社会里才能实现。事实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论干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只须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干去，“行行出状元”，都有它们光辉的前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工作前途的牢靠的保障。 对于这．我自己确有着较深的体会。 我学的是教育，爱的是文艺。在冷酷无情的旧社会里，贫穷限制我升学的志愿，在县立的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带着一身稚气，还带着一个小铺盖．到农村小学里去当“少年教师”。 我年纪虽轻，可有理想。我一边教学，一边学习文艺，为孩子们讲故事。卢骚的《爱弥儿》，裴斯塔洛济的《贤伉俪》，也是我当时所爱读的书 ( 自然，在现在想起来，我没有能够早点儿读到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塔上旗》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 。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很想搞点“教育文艺”。 三年以后，我调职到城里的小学去当“青年教师”了，却还望风依依，眷恋地怀念着村里朴实无华的学生和宅心仁厚的农民 ( 他们多半是学生的家长 ) ，于是就尝试写了一本《学校生活记》，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墨痕里，寄托了我遥遥不尽的思念。这本稿子得到了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 1927 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我喜极而泪，我和我的亲爱的同学们留下了个欣慰的纪念。 在旧社会里，当的是个小学教师，写的是本“儿童文学作品”，是不受人注意的。那时候，商品比人更被重视。我当然不会希望有所谓“培养新生力量”的机会 ; 而且压根儿也没有这么一回事。在旧社会里的幼苗，只能自生自灭。像今天国家这样爱护、照顾，提拔青年，不是我当时所能梦想的。 大革命的轰轰烈烈的空气，弥漫在偏僻的小城里，由于常读革命书刊，同情革命，终至于干起革命行动来，从而有了“政治问题”，和另一个同事在“逮捕”释放后，被迫离职到上海去过工读的生活，实际是流浪的生活了。 我考上了大学，从预科读起 ; 一边在贴邻的一个私立师范学校里当教师。不用说，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旧社会里，出卖劳动力的总是被剥削的对象，待遇只是供给宿、膳而已，半年以后，才算月给几元零用钱。当时我不仅自己要读书，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妹，因此必须要大大地加强劳动强度，一有空就写稿，来维持一家人最清苦的生活。这又不能不令人想到今天规定在职干部可以升学的事，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l 今天在大学里的青年学生 , 几乎一切都由国家供给，每星期放映一二次电影，只收费五分；每逢假期节日，还有其他文娱活动的招待。多么的幸福 ! 我们能说社会主义“一团糟”吗 ? 我还曾经不止这么一次想过：在这条儿童文学道路上，我开始起步不算晚，然而以成绩而论，实实在在说不上来。这固然和我的能力水平分不开，不过客观环境也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 我清楚地记得，而且必须提到这么一点：当 1931 年反动政府杀害进步的左翼作家，封闭出售进步书刊的书店，查禁进步的“普罗文学”书籍，连对儿童文学也绝不肯放松那摧残的血腥的手的。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关怀和支持呢 ! 另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人民的生活愈来愈困难。我也和劳苦大众一样饱受着生活鞭子的鞭挞，忙着教书、忙着编辑、忙着写作和翻译，就这样忙忙碌碌地一年又是一年，进步如牛步，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平凡的人总是为环境所支配着的。 当这个可诅咒的政权面临灭亡的末日，用印刷机滥发钞票，加强压榨人民的血汗，造成通货的恶性膨胀。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物价一天猛涨几回，人民的生活陷入野有饿殍，路有弃婴，市有鬻子的惨绝人寰的境地，还有什么文化可言 ! 还能谈得上什么写作 ! 而我们这一辈子，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却“躬逢其盛”。回想起来，不能不叫人切齿痛恨。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什么“今不如昔”的昧良心的黑话 !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我，在解放以后，真是拨云雾而见青天。我既能够安心工作，无“生活”后顾之忧，又通过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这对于业务就有了极大的帮助。生活在这生气勃勃的新社会中，心里有多么的舒畅 ! 试想；百年来经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被侮辱，被损害，做人抬不起头来。可是从 1949 年起，我中华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巨人样地站起来了 ! 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看见过旧上海租界公园大门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久受屈辱的木牌，除了没有良心，没有骨气，没有爱国心的人，谁不愿衷心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领袖 ? 谁不扬眉吐气地为祖国的胜利而自豪 ? 儿童文学在这样的光明灿烂的新社会里，好似一株久旱逢甘雨的幼苗，它不仅有了生机，也获得了茁壮成长的条件。 首先由于革命的胜利，在祖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赶走了帝国主义，因而也就堵塞了诲淫诲盗的黄色读物的泛滥的源头。记得 1955 年和丹麦的安徒生专家克利斯坦逊教授谈到这一点时，他对于我们已经消灭了这个腐蚀戕害少年儿童身心的文化侵略的祸患，表示欣慰和祝贺；但对于自己国内这个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而忧心忡忡。其次是认真地反对和肃清迷信淫秽的小人书，这不仅有利于教育的进行，也有利于儿童文学的发展。再次由于党和政府关怀和重视这下一代精神粮食的儿童文学，从而得到了社会上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凡此种种，决不是一小撮人所能恶意诬蔑的，而是有事实为证。事实是抹煞不了的 ! 请看： 1949 年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中，就有了儿童文学方面的出席代表。每年国际儿童节，报纸刊物都以很多篇幅发表儿童文学的理论和作品。 1954 年对解放后五年 (1949 一 1953) 来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了一次评奖，范围还扩大到儿童音乐、儿童美术等方面去。 1955 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大大地推动儿童文学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1956 年中国作家协会编选了 1954--1955 年的《儿童文学选》 ( 以后每年编选出版一次 ) ，显然，这朵“新花”，得到了培养以后，是开得相当美丽的。同年在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会议”上，年轻的儿童文学创作代表就有三十多人。这些彰明昭著的事实，谁也不可能杜撰出来的。请问反动派统治了二十多年，在这方面干了些什么 ? 谁要不问成绩，只找缺点，这难道是公正的言论 ? 这又是什么居心呢 ? 尽管在“十年动乱”中，党的儿童文学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马上“春风吹又生”， 1978 年 lO 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庐山召开了座谈会，一下子又欣欣向荣了。 1980 年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后，更是生气勃勃，前途光芒万丈。 当然，我们不否认，也不讳言，迄今为止，在儿童文学工作方面也还存在着缺点：在“繁荣创作”方面，还没有一支与客观要求相适应的创作队伍；在“建设理论”方面，还没有成立相配合的研究机构；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还没有得到儿童文学所应当得到的地位，等等。但是成绩究竟是显著的，而且是主要的。什么工作也不能没有缺点，只须正视缺点，改正缺点．那就是进步。“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就没有这回事！ 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的明天，为了新生一代的成长和培养，以及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作为儿童文学事业工作上的一枚小螺丝钉，捻紧在国家机器上，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拿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武器，紧跟着党，一直斗争到完全胜利。 |
( 选自《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4 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