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

    为了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培养教育新生的下一代是个百年、千年、万年大计的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 鲁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 可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疯狂破坏教育革命，破坏文艺革命，教唆青、少年游手好闲，为非作歹，学习没劲，不识不知。他们深深懂得，要想实现“改朝换代”的罪恶目的，就要从孩子们身上做起，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十年、八年以后，这年轻的一代便会给“帮”效劳，会“大换班”，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正如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制造是必须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的” ( 《准风月谈‘新秋杂识》 ) 。“狄克”本人不也就是青少年时期在华蒂社鬼混受熏陶而走完了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全过程的吗 ? 对此，他不但有深切的体会，也还有丰富的经验 —— 扼杀革命要在婴儿的摇篮里 !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评《水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炮制的所谓“儒法斗争的故事”，都是“古为‘帮'用”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黑货。他们不仅把黑货塞进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文学书刊里，而且塞进课堂教学的教材里。例如：为“四人帮”树碑立传的“毒草”被堂而皇之地塞进了中学语文课本里，把搞坏师生感情、挑拨师生关系的臭名昭彰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塞进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里；还在中学英语课本 ( 未来得及出版 ) 里授意编写一篇干部下厂劳动的课文，人物要“女”的，要姓“王”的，插图要画圆脸盘、胖敦敦的，一张维妙维肖的“四人帮”的余党的肖像画。他们这“帮”人真正“了不起”呵 l 比寓言家克雷洛夫描写的《青蛙和牯牛》里所勾勒的那只要跟牯牛比一比大小而胀破肚子的青蛙还要目空一世，自高自大，施展种种卑劣的手法，无孔不入地夹带私货，借以搞乱少年儿童的思想 —— 在一张张“洁白的纸”上烙下他们这一个个“革命功臣”、“文艺旗手”、“坚定的左派”、“正确路线的代表”的黑印，用心何其狠毒！
    在图书、报刊中出笼的大量“毒草”，也是惊心动魄的。上海有一张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在课内、外阅读的儿童报纸，它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前大约有一年光景，版面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标题：如《坚持教育革命，批判奇谈怪沦》，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奇谈怪沦” ? 文章里只能是狄克式的“模模糊糊的摇头”而已，能批出什么来呢 ? 在《“红卷”和“白卷”》、《看 ( 春苗 ) 学春苗》这样两个并列着的题目下面，从小观众观看了包括《闪闪的红星》、《青松岭》、《难忘的战斗》等六部影片后写的体会中，独具“慧眼”地选刊谈《决裂》和《舂苗》的两篇，用意是很清楚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何况还“画蛇添足”地在文末点将出来。最不能容忍的是，把包藏祸心、作为发动武装叛乱信号灯的“按既定方针办”在九月十六日的“增刊”上刊出以后，竞不嫌重复地连接三期、直到十月十三日那期的第四版的插图里，还祭起了这盏黑灯 ! “四人帮”企图利用孩子们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造成广大的小读者对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的错觉，误认为革命行动。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儿童报纸 ? “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 鲁迅：《朝华夕拾·二十四孝图》 ) ，它却编印了不少的谎言 !
    联系到有个少年刊物，仅仅发表了市少年宫供稿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少年宫》这篇纪念文章，就受到严历的训斥，那么，这张儿童报纸的处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笔帐只能算在“四人帮”身上 !
    如今，儿童教育工作者和儿童文艺工作者在广阔的天地中大有用武之地，应当轻装上阵，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
    党的教育方针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借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儿童文学创作，应该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排除万难以争取胜利的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模范教育，以及社会主义的新风尚的“五爱”品德教育，还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壮丽辉煌的前途远景教育。总起来说，是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艺，从来是改变人的思想的有力的教育工具。鲁迅先生精辟地指出：“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 《呐喊·自序》 ) 。所以，它不仅是传授知识的。但是，儿童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它自己独特的个性。儿童文学在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还要担负起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任务。小读者通过儿童文学作品懂得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懂得生产斗争的知识，科学实验的技术，以至于日常生活方面各种必要的常识。这些，本来可以从一般的论说文、叙述文中求知了解的，只因为孩子们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受到不同程度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的制约，就要求在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艺术形象的饶有兴趣的文学作品中探索、记取。而这，对儿童文学说来，也就是它的特点之一了。鲁迅早在一九 O 三年就谴责了旧中国的出版界“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 ( 《 ( 月界旅行 > 辨言》 ) 可是“四人帮”到了七十年代，还在胡说“没有文化照样干革命”。《园丁之歌》高唱了“没有文化就不能挑起革命的担子”，“江记”帽子工厂就给扣上“文化至上”、“智育第一”的帽子而下令禁演。这既暴露了他们的政治野心，也亮出了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胆敢不听毛主席观看这出优秀湘剧 ( 也是优秀的儿童歌剧 ) 的鼓掌，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他们为什么要舍本逐末呢 ? 一句话：无非出于反革命的需要 !
    党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四人帮”利用窃取到的文权，大搞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这在他们对待儿童文学方面也非常强烈地反映出来：
    在学校里、街道图书室里 ( 在家庭里也一样 ) ，可以普遍地听到孩子们的议论：“这书 ( 刊 ) 没劲 ! 看了头面，就知道尾巴 —— 肯定又是捉特务 ! ”特务是要提，叛徒也要抓，敌人更要监视严防，孩子们的革命思想和英雄行为应该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充分的反映。但文学作品是艺术品，总应该有它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丰富而又多样。“四人帮”则是出一个题目，定一个调子，按一个模式，凑一个班子，炮制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政治图解”，写到捉住特务的场面，也就到了收场的时候，要“且听下回分解”了。下回呢 ? 老样子 ! 还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捉特务。有人提出“作品题材雷同化”的问题，“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立即跳出来说什么；“揪走资派嘛，大大小小的揪不完，题材广阔得很，不怕雷同 ! ”以彼例此，儿童文学作品自然也有写不完的“捉特务”了。可是，、孩子们是聪明的，干脆不吃你这一套，却啃着超越他们年龄的那些大部头书 ( 其中很有一些不适当的甚至有毒的 ) 作为无声的抗议。
    儿童对精神食粮的要求是多式多样的 ( 当然应该有选择、有重点 ) ，正如人们对食品要求有多种的维生素，不同的色香味。可是在“四人帮”霸占文教大权的日子里，儿童文学作品几乎只有诗歌和小说，其他如童话、寓言、戏剧、传记、游记和科学文艺作品等等真是寥若晨星。黑手掐得紧，新苗长不起来，老根放不出鲜花，百花园里只看到几朵寂寞的小红花了。
    惯于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四人帮”，居然假惺惺地也提倡“学习鲁迅”。学习鲁迅，当然是好事。可是，人们不只听宣言，还要看实践，看效果。
鲁迅深有体会地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 , 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 《且介亭杂文· ( 看图识字 ) 》 ) 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真正能了解儿童在想些什么 , “……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 ( 同上 ), 儿童不仅在想些什么，还要做些什么，如骑木马，拾贝壳，探矿石，采集标本，制作收音机乃至于电视机；更要读些什么书，解决一些思想上的，工作上的问题。作为儿童文艺工作者，应当本着“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的教导办事，全面地细致地考虑儿童的年龄特征 ( 当然考虑革命的需要是首要的 ) ，科学地有分析地研究儿童文学的特点，争取写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作品，这是关系到教育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 但是，“不破不立”，必须批判“四人帮”的一家独鸣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试看可敬的鲁迅先生，在给少年朋友颜黎民介绍好作品的同时，还指导他阅读“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 《鲁迅书信集》下卷 982 页 ) 。何等的卓识远！正是这样：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儿童文学才能繁荣起来也只有在党的教育方针、文艺方针指引下繁荣起来的儿童文学，才是哺育亿万少年儿童学习成长为新中国的新主人的精神食粮。
(原裁《光明日报》1977年6月18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