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 |
原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中玉 |
| 伯吹先生比我年长九岁，我是江阴人，地域相近，时代大致相同。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也在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读了师范，照规定当过两年小学教师了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当时我们深受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欺凌。每年好几次都必参加国耻纪念游行，随着老师们，手里举着旗子，齐声高呼反英反日的口号，热爱祖国，一定要收回租界，收回治外法权，把侵略者统统赶出去。读高中师范科时期，正值“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我也曾参加省锡中同学们的队伍，拦住火车，到南京去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击日本侵略。在读初级小学的时候，我已开始读到语文的新教材，记得开头是“人手是刀尺”。我也读到过《小朋友》这个刊载儿童文学的最早刊物和黎锦晖编的《葡萄仙子》等短剧，也登台在学校里表演过。伯吹先生1926年起，已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可能我也读到过他的作品，因他这个大名“陈伯吹”，确实已早就知道，并且记牢了。家庭的拮据，祖国的耻辱，只能靠勤奋读书，努力上进，才可能为救国多少尽点责任。这当是我们这些孩子都有的想法罢。“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这首当时大家在国耻纪念游行中必然要高唱多遍的歌，至今我还清楚记得。 但我一直等到抗战胜利、1947年来上海工作后，才开始认识伯吹先生。我知道他还是儿童文学方面的名家、领头者之一。我知道他一直在大夏大学兼这门课，培养后起之秀的教授。是文教界尊敬的一位长者。是我可能成为的同事，因已得到了大夏大学中文系送我的聘书。但因沪江大学能给我提供住房，这在当时是穷教师最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就到沪江去了，而沪江规矩是不许再在外兼课的，但1952年调整，我和施蛰存先生一起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了，所以虽然晚了几年，我终于还是在原为“大夏大学”的地方认识伯吹先生了。开始相识了如此这样一位谦虚、质朴、文雅、全身心都执着于儿童文学事业的清瘦、诚恳无比的伯吹先生了。当时我协助许杰先生负责师大中文系的工作，继续请伯吹先生来任教。每次会见，他总谦虚之至告知教学计划和建议，充满热情地培养学生，期望他们中间能有些人发展儿童文学事业。他的负责精神与认真工作，使我深受感动，留下深刻印象。 但“反右”和“文革”，把一切都打乱了。一切都只有混乱，倒退。几乎把每一个人都孤立起来，连偶然的相遇都没有什么话可说。 “文革”后，百废俱兴，上海作家协会的活动渐上轨道，老朋友们有了些见面机会。伯吹先生依然精神焕发，又听到他一如既往那样的为儿童文学事业滔滔不绝的建议和计划。确实，他似乎没有一天、一次不在为他已劳神过数十年的事业尽力操心。后来的十多年中，我因参加作协的工作多了些，同他晤面的机会也增多了。比以前更多看到感到了他的高尚品格，和一辈子可以为儿童文学事业无论担当什么工作都心甘情愿，全力以赴的信心和决心。他尽心尽力为这事业培养人才，自己一贯节衣缩食，把所有的积蓄都贡献出来作为育才的基金。踏板自己的子侄们都培养成第一流为国家人民服务的优秀人才。而他自己，宁愿默默地以身作则，从不张扬，炫耀。这样的修养、品格使凡深知他的所有朋友、同行，都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他身上有鲜明的体现。 我对伯吹先生，特别想到他的清明淡泊，于公于私，都只求付出，不计收入。一辈子勤劳自持，总想多做点工作，把工作做好。对这样的前辈长者，我们应当永远纪念。 |
2006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