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稚知音何处问 |
| 五四运动的一声春雷，震撼了沉睡几千年的中国大地。中国大地的一角－－荒芜的儿童文学园地也开始出现生机：《儿童世界》、《小朋友》两本儿童刊物最早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 年仅十七岁的宝山县朱家宅民办小学教师陈伯吹，就成为这两本刊物的作者。 从此，陈伯吹人生的九十二年岁月里，在儿童园地上开垦了七十五年之久，其中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占了六十八年。 1998 年 11 月 6 日 去逝时，他还挂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的头衔。这样长期为开拓儿童文学事业作贡献，哺育了几代少年儿童，在中外儿童文学史上能有几位 ? 20 世纪 20 年代，陈伯吹便已写了大量作品，驰名在文坛上。 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追求进步，在 1929 年 2 月被打上 “ 共党嫌疑分子 ” ，又遭失恋、其亡父亏欠八百元的变故，他不得不悄悄离开他心爱的宝山县一小，到 “ 十里洋场 ” 的上海寻找生路。 宝山县教育局局长浦文贵把他介绍给上海私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陈济成 ( 当代围棋大师陈祖德、著名报告文学家陈祖芬的祖父 ) 当地理课教师。陈伯吹不满足自己只有宝山县甲种师范讲习所 ( 相当初中 ) 毕业的学历，宝山县教育局督学王穗昌此时已调任上海教育局督学，就介绍他去找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的鲁继曾 ( 曾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中国福利会主席鲁平的父亲 ) ，鲁继曾见他已有七年教龄，又有六万字的著作《学校生活记》，决定破格让他报名，参加考试，并录取他入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班学习。 虽然他在上海已有了立足之地，月薪十四元已算很高，但他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和二弟汝宽去世已二年多，三弟汝信当学徒尚未师满，上有老母，下有妹妹品娟，四弟汝敏、五弟汝惠都还很小，正在上学读书，全家生活重担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惟一的办法，只有继续写作、投稿，靠稿费来增加家庭的收入。 这样，他上午在幼师给学生上课，下午到大夏大学当学生听课，晚上躲在幼师所在地槟榔路 ( 今安远路 ) 潘园五平方米的居室里，埋头爬格子直到深夜。他根据自己失恋的经历写成了六万字的小说《畸形的爱》，出版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写成长篇抒情叙事诗《誓言》，投给《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曾是《儿童世界》主编，劝他扬长避短，专写儿童文学．那样前途更广阔。陈伯吹从此不骛他求，决心为儿童文学事业奋斗。他在潘园的斗室内，每夜一首儿童诗，连同在《儿童世界》发表过的共四十二首，编成《小朋友诗歌》投寄到北新书局。 赵景深 教授一向重视儿童文学，刚离开开明书局来到北新书局，正想有一番作为，审读了陈伯吹的《小朋友诗歌》，觉得集子里的诗篇音韵铿锵，诗心甜蜜，认为这本诗集应当迅速出版。同时，受到这本诗集的启发，便向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建议，索性在这个基础上编一套《小朋友丛书》，李小峰赞同这个意见，就写信约陈伯吹来谈谈。 1930 年 4 月间，陈伯吹应邀来到七浦路 624 号北新书局。 李小峰、赵景深、陈伯吹三人会谈结果：计划这套丛书要出一百二十本，陈伯吹答允担负六分之一即二十本的任务。实际上，陈伯吹当起了北新书局的业余编辑了。陈伯吹接受《小朋友丛书》六分之一的编写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没有一定的胆量是不行的。但他是一个脚踏实地、不说空话、说干就干的人，在潘园五平方米斗室内，立即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写啊，写啊，拼命地写 ! 从开始接受编写任务的 4 月份，到 1930 年 12 月短短的八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的一半：十本书。每本书三万多字，十本书就有三十多万字。这又不同于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因长篇小说从头到尾是一种体裁，一个构思，而十本书就有十种不同的题材、十个不同的构思和表现手法。而且，他又不像今天的专业作家，专门从事写作，他 “ 半工半读 ” ，硬是挤出时间来蝙写，可见其艰难的程度 ! 这十本书是《小朋友诗歌》 (1930 年 7 月出版 ) ；《小朋友故事》上册、下册 ( 上、下册各有二十个故事，共六万多字， 1930 年 8 月出版 ) ；《小朋友戏剧》下册 (1930 年 10 月出版， 1931 年 2 月再版 ) ；《小朋友童话》 (1931 年 2 月出版 ) ；《小朋友会话》 (1931 年 2 月出版 ) ；《小朋友的朋友》 (1930 年 11 月出版 ) ；《小朋友小说》 (1931 年 2 月出版， 1931 年 6 月再版 ) ；《小朋友寓言》、《小朋友通信》、《小朋友卫生》 ( 均在 1930 年 12 月出版 ) 。 在北新书局里，赵景深每接到陈伯吹按《小朋友丛书》写作计划寄来的稿件，审读时都大加赞赏一番，心想：中华书局有本《小朋友》杂志，商务印书馆有本《儿童世界》，这两本刊物问世八年，影响很大，我们 “ 北新 ” 为什么不出本儿童刊物呢 ? 李小峰认为只要有一位能胜任的人，赵景深的想法可考虑。现在，陈伯吹一本又一本《小朋友丛书》稿寄来，李小峰要办一本儿童刊物的决心也就定下来了。 1930 年 12 月初，李小峰亲自到幼师来聘请陈伯吹，陈伯吹连做梦也没想到过，只是：一，大夏大学还有两个月就毕业，是否等毕业以后 ? 二，是否辞掉幼师的教席 ? 李小峰说： “ 不必了。先筹备，不要辞去教席，只要一半时间来编刊物，月薪六十元。 ” 陈伯吹在朱家宅小学月薪十元，每年只拿十个月；宝山一中和幼师月薪不过十四元；现在只要一半时间当编辑，一半时间教书，月薪还有六十元，这样优厚的待遇，陈伯吹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天，陈伯吹就把铺盖搬到 “ 北新 ” 去走马上任；但仍在幼师兼课和大夏大学读书。 北新书局要办的儿童刊物，定名《小学生》，为半月刊。在筹办过程中，李小峰、赵景深决定聘请陈伯吹为 “ 主编人 ” 。陈伯吹觉得自己年轻，声誉不够，希望李、赵担任 “ 主编人 ” 、自己当助手。商量结果，主编人陈伯吹、赵景深、李小峰、林兰 ( 李小峰 夫人，《小朋友山歌》、《小朋友谜语》作者 ) 四人联合担任。赵景深说： “ 小峰、林兰和我挂个名，擂鼓助威，实际上由你唱主角。你的名字还是摆在第一位。 ” 《小学生》杂志要聘请特约撰稿人时，陈伯吹推荐了宝山一小的老同事，也是文学爱好者 —— 周向之、陈荷白、徐学文；李小峰、赵景深推荐了沈白英、沈醉了、徐调孚、徐亚倩、张匡、张锡昌、 钱 君陶、赵宗预、赵余勋、顾均正、顾诗灵等二十七位，这就把当时上海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学者、名流和业余作者几乎全囊括进来了，阵营强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 1931 年元旦，《小学生》半月刊诞生了。年仅二十四岁的陈伯吹担任《小学生》主编不久，在大夏大学毕业了，幼师也给他的薪水提到每月六十元，家庭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他省吃俭用，积储到八百元，把他父亲生前典押掉的罗店老屋赎了回来，压在他心头十年的经济重担终于卸下来了。 陈伯吹当《小学生》杂志主编的这年 9 月 18 日，发生了 “ 九一八事变 ” 。从此，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这使陈伯吹的心头燃起万般怒火，他充分利用《小学生》杂志 “ 宣传日本军阀的万恶 ” ，反对 “ 不抵抗主义 ” ，编辑出版《国庆与国耻》专号，在《小学生》连载的自己创作的长篇童话《阿丽思小姐》，加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抗日的内容，把 “ 九一八事变 ” 的真相告诉全国小学生，唤醒全国小朋友的觉悟，激发全国小朋友的爱国心。 “ 九一八事变 ” 之后不过四个来月，上海发生了 “ 一 · 二八事变 ” 。 1 月 29 日上午 10 点多 钟，陈伯吹听到飞机声掠空而过，他急忙到北新书局三楼阳台上，只见四架漆着红色膏药旗的双翼飞机，把炸弹投到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印刷所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顿时烟柱冲天，火焰冲过马路，焚余的纸灰如蝴蝶飘飞至数里以外。 从商务印书馆所在地的宝山路到北新书局所在地的七浦路，相距三里多，陈伯吹在阳台上拾起未烧完的纸张一看，竟是《辞源》的残页 ! 啊 ! 日本侵略者不仅要占我国领土，还要毁灭我中华文化 ! 此时此刻，陈伯吹热血沸腾，更加痛恨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 ! 陈伯吹利用手中的刊物《小学生》杂志，继续宣传反帝抗日；还利用手中的笔，写了长篇小说《华家的儿子》，塑造了一个 “ 华儿 ” －－中国人民的形象，以唤醒中国的少年儿童做一个真正的 “ 中国人 ” 。这部长篇小说，在《小学生》杂志连载，编辑成集出书。后来在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地区的小学，还规定此书作为课外阅读的重要补充教材 ! 陈伯吹主编《小学生》杂志，在社会上反响很好，早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此人就是儿童书局经理张一渠 ( 笔名徐晋 ) 。 1932 年 8 月以前，徐晋筹备出版《儿童杂志》 ( 分高、中、低三级的三种版本 ) ，想将陈伯吹请到儿童书局去，未能如愿，就将陈伯吹的名宇列在 “ 特约撰稿人 ” 名单中。《儿童杂志》 “ 特约撰稿人 ” 从五十二名减少到十五名时，陈伯吹的名字仍列其中，足见徐晋对陈伯吹的重视。 1934 年 1 月，徐晋终于如愿请到陈伯吹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 离开 “ 北新 ” 时，李小峰摆了桌酒席表示欢送。陈伯吹主编《小学生》杂志到七十一期，流了不少汗水，花了不少心血，不得已离开 “ 北新 ” ，不免依依不舍。 陈伯吹到儿童书局后，把精力用到编辑工作上去，便与黄一德合编一套二百本的《儿童半角丛书》。 “ 半角 ” 是一枚银币的二分之一，即五分钱一本， “ 物美价廉 ” ，便于向儿童普及、推广日常生活的各种基本知识，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 1936 年 10 月 16 日 ，这套二百本的《儿童半角丛书》出齐。陈伯吹还与梁士杰合编《我们的中心活动丛书》，全套一百二十本， 1935 早 12 月出齐。 陈伯吹还同徐晋主编《新连环画》八十册，其中《革命伟人传》二十册。陈伯吹还校订了白动生著的《低级儿童常识丛书》全套六十册，也于 1935 年 12 月出齐。 陈伯吹到儿童书局工作半年后，觉得给孩子们的刊物，应当办成高质量、富有知识性，建议把原来高、中、低级小学生阅读的《儿童杂志》，改版为高、中、低级《儿童常识画报》，道林纸精印，徐晋认为这个主意好，便停办了《儿童杂志》。高、中、低级《儿童常识画报》的分工是：高级的由陈伯吹主编，中级版由梁士杰主编，低级版由黄一德主编。新改版的《儿童常识画报》 1935 年创刊了。 1937 年 7 月 2 日 ，陈伯吹与陈鹤琴、董任坚、沈百英、王志成、马精武等一行十余人，到北平参加中国教育会，与中华儿童教育社联办的年会。 四年前，陈伯吹代表 “ 北新 ” 参加在济南召开的中华儿童教育社第四届年会，时间是 1933 年 7 月 17 日 —20 日，他在年会上宣读了《从行为主义说到公民教育的实施》的学术论文。会议期间和会后，代表们游历了千佛山、大明湖，到了青岛，登了崂山，欣赏了名胜古迹 陈伯吹这次到北平去，是以儿童书局的代表身份前往，经过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的旅行， 7 月 4 日 9 点才到达目的地，借住在清华园。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 “ 学前儿童教育 ” 。 胡适 博士作了《恢复对教育的信仰，建立中国的教育哲学》的讲话。 陈伯吹第一次到北平，按会议安排，要游览北平很多名胜古迹。 7 月 8 日下午 正在参现中山堂时，忽听 “ 号外 ” 叫卖声，知道 7 月 7 日夜北平发生了 “ 卢沟桥事变 ” ，年会没有开毕，大家便匆匆上路。平津铁路日本浪人满天飞，行路很不安全。 陈伯吹一行人绕道大同、大原，南下汉口，再到上海，路上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家。到家后，上海就发生了 “ 八一三 ” 事件，上海也笼罩在纷飞的战火中，陈伯吹和妻子跟其他拿薪水的公教人员都接到 “ 留职停薪 ” 的通知，也就是失业了。 在 8 月13 日 到 11 月10 日 上海沦入日军手里两个多月时间以及上海沦为“ 孤岛 ” 期间，陈伯吹怀着满腔怒火，对战局的悲观失望，对敌人切肤痛恨的心情，用自己手中的笔投入战斗，写了诗、散文、杂文。 在 “ 孤岛 ” 期间，由陈鹤琴介绍，陈伯吹担任华东联合中学校长室秘书兼高中语文教员。 鲁继曾 先生劝他再到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深造且兼大夏大学儿童文学课。 1940 年 12 月，陈伯吹获得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士的学位。 1941 年 12 月 8 日 ，日本在太平洋发动 “ 珍珠港事变 ” 。第二天，占领上海的日军冲进上海租界区，连上海这个 “ 孤岛 ” 也成为沦陷区了。文化人在上海的环境大大恶化了。 1942 年 9 月，陈伯吹在宝山就认识的老友、担任教育部国立劳作师资训练所所长的李楚材从重庆潜回上海，教育部委派他担任住育中学 ( 今上海第五十一中学 ) 校长。 李楚材告诉陈伯吹，他离开重庆前，国立编译馆教科书部主任陆殿扬，委托他到上海物色一位小学教科书的编写人材，待遇优厚，问陈伯吹是否愿意前往。陈伯吹正要脱离日军魔爪的统治，在暗中寻找逃命机会，李楚材的话，正合心意，便慨然允诺。 1942 年 10 月初，陈伯吹化装成商人，悄悄离开上海，到杭州，进入金华，再翻过高约 两千米 的金鸡岭到浦城、建阳、于都，来到赣州，等待重庆方面汇寄路费。陈伯吹在赣州，遇到漫画家张乐平。张乐平在白马庙开漫画展，陈伯吹帮了忙。 1943 年 2 月中旬，陈伯吹在赣州滞留三个月，收到路费后便要离开，临行前，张乐平家里特为陈伯吹杀了一只鸡，给老朋友送行。 五四运动的一声春雷，震撼了沉睡几千年的中国大地。中国大地的一角－－荒芜的儿童文学园地也开始出现生机：《儿童世界》、《小朋友》两本儿童刊物最早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 年仅十七岁的宝山县朱家宅民办小学教师陈伯吹，就成为这两本刊物的作者。 从此，陈伯吹人生的九十二年岁月里，在儿童园地上开垦了七十五年之久，其中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占了六十八年。 1998 年 11 月 6 日 去逝时，他还挂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的头衔。这样长期为开拓儿童文学事业作贡献，哺育了几代少年儿童，在中外儿童文学史上能有几位 ? 20 世纪 20 年代，陈伯吹便已写了大量作品，驰名在文坛上。 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追求进步，在 1929 年 2 月被打上 “ 共党嫌疑分子 ” ，又遭失恋、其亡父亏欠八百元的变故，他不得不悄悄离开他心爱的宝山县一小，到 “ 十里洋场 ” 的上海寻找生路。 宝山县教育局局长浦文贵把他介绍给上海私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陈济成 ( 当代围棋大师陈祖德、著名报告文学家陈祖芬的祖父 ) 当地理课教师。陈伯吹不满足自己只有宝山县甲种师范讲习所 ( 相当初中 ) 毕业的学历，宝山县教育局督学王穗昌此时已调任上海教育局督学，就介绍他去找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的鲁继曾 ( 曾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中国福利会主席鲁平的父亲 ) ，鲁继曾见他已有七年教龄，又有六万字的著作《学校生活记》，决定破格让他报名，参加考试，并录取他入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班学习。 虽然他在上海已有了立足之地，月薪十四元已算很高，但他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和二弟汝宽去世已二年多，三弟汝信当学徒尚未师满，上有老母，下有妹妹品娟，四弟汝敏、五弟汝惠都还很小，正在上学读书，全家生活重担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惟一的办法，只有继续写作、投稿，靠稿费来增加家庭的收入。 这样，他上午在幼师给学生上课，下午到大夏大学当学生听课，晚上躲在幼师所在地槟榔路 ( 今安远路 ) 潘园五平方米的居室里，埋头爬格子直到深夜。他根据自己失恋的经历写成了六万字的小说《畸形的爱》，出版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写成长篇抒情叙事诗《誓言》，投给《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曾是《儿童世界》主编，劝他扬长避短，专写儿童文学．那样前途更广阔。陈伯吹从此不骛他求，决心为儿童文学事业奋斗。他在潘园的斗室内，每夜一首儿童诗，连同在《儿童世界》发表过的共四十二首，编成《小朋友诗歌》投寄到北新书局。 赵景深 教授一向重视儿童文学，刚离开开明书局来到北新书局，正想有一番作为，审读了陈伯吹的《小朋友诗歌》，觉得集子里的诗篇音韵铿锵，诗心甜蜜，认为这本诗集应当迅速出版。同时，受到这本诗集的启发，便向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建议，索性在这个基础上编一套《小朋友丛书》，李小峰赞同这个意见，就写信约陈伯吹来谈谈。 1930 年 4 月间，陈伯吹应邀来到七浦路 624 号北新书局。 李小峰、赵景深、陈伯吹三人会谈结果：计划这套丛书要出一百二十本，陈伯吹答允担负六分之一即二十本的任务。实际上，陈伯吹当起了北新书局的业余编辑了。陈伯吹接受《小朋友丛书》六分之一的编写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没有一定的胆量是不行的。但他是一个脚踏实地、不说空话、说干就干的人，在潘园五平方米斗室内，立即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写啊，写啊，拼命地写 ! 从开始接受编写任务的 4 月份，到 1930 年 12 月短短的八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的一半：十本书。每本书三万多字，十本书就有三十多万字。这又不同于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因长篇小说从头到尾是一种体裁，一个构思，而十本书就有十种不同的题材、十个不同的构思和表现手法。而且，他又不像今天的专业作家，专门从事写作，他 “ 半工半读 ” ，硬是挤出时间来蝙写，可见其艰难的程度 ! 这十本书是《小朋友诗歌》 (1930 年 7 月出版 ) ；《小朋友故事》上册、下册 ( 上、下册各有二十个故事，共六万多字， 1930 年 8 月出版 ) ；《小朋友戏剧》下册 (1930 年 10 月出版， 1931 年 2 月再版 ) ；《小朋友童话》 (1931 年 2 月出版 ) ；《小朋友会话》 (1931 年 2 月出版 ) ；《小朋友的朋友》 (1930 年 11 月出版 ) ；《小朋友小说》 (1931 年 2 月出版， 1931 年 6 月再版 ) ；《小朋友寓言》、《小朋友通信》、《小朋友卫生》 ( 均在 1930 年 12 月出版 ) 。 在北新书局里，赵景深每接到陈伯吹按《小朋友丛书》写作计划寄来的稿件，审读时都大加赞赏一番，心想：中华书局有本《小朋友》杂志，商务印书馆有本《儿童世界》，这两本刊物问世八年，影响很大，我们 “ 北新 ” 为什么不出本儿童刊物呢 ? 李小峰认为只要有一位能胜任的人，赵景深的想法可考虑。现在，陈伯吹一本又一本《小朋友丛书》稿寄来，李小峰要办一本儿童刊物的决心也就定下来了。 1930 年 12 月初，李小峰亲自到幼师来聘请陈伯吹，陈伯吹连做梦也没想到过，只是：一，大夏大学还有两个月就毕业，是否等毕业以后 ? 二，是否辞掉幼师的教席 ? 李小峰说： “ 不必了。先筹备，不要辞去教席，只要一半时间来编刊物，月薪六十元。 ” 陈伯吹在朱家宅小学月薪十元，每年只拿十个月；宝山一中和幼师月薪不过十四元；现在只要一半时间当编辑，一半时间教书，月薪还有六十元，这样优厚的待遇，陈伯吹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天，陈伯吹就把铺盖搬到 “ 北新 ” 去走马上任；但仍在幼师兼课和大夏大学读书。 北新书局要办的儿童刊物，定名《小学生》，为半月刊。在筹办过程中，李小峰、赵景深决定聘请陈伯吹为 “ 主编人 ” 。陈伯吹觉得自己年轻，声誉不够，希望李、赵担任 “ 主编人 ” 、自己当助手。商量结果，主编人陈伯吹、赵景深、李小峰、林兰 ( 李小峰 夫人，《小朋友山歌》、《小朋友谜语》作者 ) 四人联合担任。赵景深说： “ 小峰、林兰和我挂个名，擂鼓助威，实际上由你唱主角。你的名字还是摆在第一位。 ” 《小学生》杂志要聘请特约撰稿人时，陈伯吹推荐了宝山一小的老同事，也是文学爱好者 —— 周向之、陈荷白、徐学文；李小峰、赵景深推荐了沈白英、沈醉了、徐调孚、徐亚倩、张匡、张锡昌、 钱 君陶、赵宗预、赵余勋、顾均正、顾诗灵等二十七位，这就把当时上海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学者、名流和业余作者几乎全囊括进来了，阵营强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 1931 年元旦，《小学生》半月刊诞生了。年仅二十四岁的陈伯吹担任《小学生》主编不久，在大夏大学毕业了，幼师也给他的薪水提到每月六十元，家庭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他省吃俭用，积储到八百元，把他父亲生前典押掉的罗店老屋赎了回来，压在他心头十年的经济重担终于卸下来了。 陈伯吹当《小学生》杂志主编的这年 9 月 18 日，发生了 “ 九一八事变 ” 。从此，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这使陈伯吹的心头燃起万般怒火，他充分利用《小学生》杂志 “ 宣传日本军阀的万恶 ” ，反对 “ 不抵抗主义 ” ，编辑出版《国庆与国耻》专号，在《小学生》连载的自己创作的长篇童话《阿丽思小姐》，加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抗日的内容，把 “ 九一八事变 ” 的真相告诉全国小学生，唤醒全国小朋友的觉悟，激发全国小朋友的爱国心。 “ 九一八事变 ” 之后不过四个来月，上海发生了 “ 一 · 二八事变 ” 。 1 月 29 日上午 10 点多 钟，陈伯吹听到飞机声掠空而过，他急忙到北新书局三楼阳台上，只见四架漆着红色膏药旗的双翼飞机，把炸弹投到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印刷所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顿时烟柱冲天，火焰冲过马路，焚余的纸灰如蝴蝶飘飞至数里以外。 从商务印书馆所在地的宝山路到北新书局所在地的七浦路，相距三里多，陈伯吹在阳台上拾起未烧完的纸张一看，竟是《辞源》的残页 ! 啊 ! 日本侵略者不仅要占我国领土，还要毁灭我中华文化 ! 此时此刻，陈伯吹热血沸腾，更加痛恨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 ! 陈伯吹利用手中的刊物《小学生》杂志，继续宣传反帝抗日；还利用手中的笔，写了长篇小说《华家的儿子》，塑造了一个 “ 华儿 ” －－中国人民的形象，以唤醒中国的少年儿童做一个真正的 “ 中国人 ” 。这部长篇小说，在《小学生》杂志连载，编辑成集出书。后来在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地区的小学，还规定此书作为课外阅读的重要补充教材 ! 陈伯吹主编《小学生》杂志，在社会上反响很好，早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此人就是儿童书局经理张一渠 ( 笔名徐晋 ) 。 1932 年 8 月以前，徐晋筹备出版《儿童杂志》 ( 分高、中、低三级的三种版本 ) ，想将陈伯吹请到儿童书局去，未能如愿，就将陈伯吹的名宇列在 “ 特约撰稿人 ” 名单中。《儿童杂志》 “ 特约撰稿人 ” 从五十二名减少到十五名时，陈伯吹的名字仍列其中，足见徐晋对陈伯吹的重视。 1934 年 1 月，徐晋终于如愿请到陈伯吹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 离开 “ 北新 ” 时，李小峰摆了桌酒席表示欢送。陈伯吹主编《小学生》杂志到七十一期，流了不少汗水，花了不少心血，不得已离开 “ 北新 ” ，不免依依不舍。 陈伯吹到儿童书局后，把精力用到编辑工作上去，便与黄一德合编一套二百本的《儿童半角丛书》。 “ 半角 ” 是一枚银币的二分之一，即五分钱一本， “ 物美价廉 ” ，便于向儿童普及、推广日常生活的各种基本知识，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 1936 年 10 月 16 日 ，这套二百本的《儿童半角丛书》出齐。陈伯吹还与梁士杰合编《我们的中心活动丛书》，全套一百二十本， 1935 早 12 月出齐。 陈伯吹还同徐晋主编《新连环画》八十册，其中《革命伟人传》二十册。陈伯吹还校订了白动生著的《低级儿童常识丛书》全套六十册，也于 1935 年 12 月出齐。 陈伯吹到儿童书局工作半年后，觉得给孩子们的刊物，应当办成高质量、富有知识性，建议把原来高、中、低级小学生阅读的《儿童杂志》，改版为高、中、低级《儿童常识画报》，道林纸精印，徐晋认为这个主意好，便停办了《儿童杂志》。高、中、低级《儿童常识画报》的分工是：高级的由陈伯吹主编，中级版由梁士杰主编，低级版由黄一德主编。新改版的《儿童常识画报》 1935 年创刊了。 1937 年 7 月 2 日 ，陈伯吹与陈鹤琴、董任坚、沈百英、王志成、马精武等一行十余人，到北平参加中国教育会，与中华儿童教育社联办的年会。 四年前，陈伯吹代表 “ 北新 ” 参加在济南召开的中华儿童教育社第四届年会，时间是 1933 年 7 月 17 日 —20 日，他在年会上宣读了《从行为主义说到公民教育的实施》的学术论文。会议期间和会后，代表们游历了千佛山、大明湖，到了青岛，登了崂山，欣赏了名胜古迹。 陈伯吹这次到北平去，是以儿童书局的代表身份前往，经过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的旅行， 7 月 4 日 9 点才到达目的地，借住在清华园。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学前儿童教育”。胡适博士作了《恢复对教育的信仰，建立中国的教育哲学》的讲话。 陈伯吹第一次到北平，按会议安排，要游览北平很多名胜古迹。 7 月 8 日下午 正在参现中山堂时，忽听 “ 号外 ” 叫卖声，知道 7 月 7 日夜北平发生了 “ 卢沟桥事变 ” ，年会没有开毕，大家便匆匆上路。平津铁路日本浪人满天飞，行路很不安全。 陈伯吹一行人绕道大同、大原，南下汉口，再到上海，路上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家。到家后，上海就发生了 “ 八一三 ” 事件，上海也笼罩在纷飞的战火中，陈伯吹和妻子跟其他拿薪水的公教人员都接到 “ 留职停薪 ” 的通知，也就是失业了。 在 8 月13 日 到 11 月10 日 上海沦入日军手里两个多月时间以及上海沦为“ 孤岛 ” 期间，陈伯吹怀着满腔怒火，对战局的悲观失望，对敌人切肤痛恨的心情，用自己手中的笔投入战斗，写了诗、散文、杂文。 在 “ 孤岛 ” 期间，由陈鹤琴介绍，陈伯吹担任华东联合中学校长室秘书兼高中语文教员。 鲁继曾 先生劝他再到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深造且兼大夏大学儿童文学课。 1940 年 12 月，陈伯吹获得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士的学位。 1941 年 12 月 8 日 ，日本在太平洋发动 “ 珍珠港事变 ” 。第二天，占领上海的日军冲进上海租界区，连上海这个 “ 孤岛 ” 也成为沦陷区了。文化人在上海的环境大大恶化了。 1942 年 9 月，陈伯吹在宝山就认识的老友、担任教育部国立劳作师资训练所所长的李楚材从重庆潜回上海，教育部委派他担任住育中学 ( 今上海第五十一中学 ) 校长。 李楚材告诉陈伯吹，他离开重庆前，国立编译馆教科书部主任陆殿扬，委托他到上海物色一位小学教科书的编写人材，待遇优厚，问陈伯吹是否愿意前往。陈伯吹正要脱离日军魔爪的统治，在暗中寻找逃命机会，李楚材的话，正合心意，便慨然允诺。 1942 年 10 月初，陈伯吹化装成商人，悄悄离开上海，到杭州，进入金华，再翻过高约 两千米 的金鸡岭到浦城、建阳、于都，来到赣州，等待重庆方面汇寄路费。陈伯吹在赣州，遇到漫画家张乐平。张乐平在白马庙开漫画展，陈伯吹帮了忙。 1943 年 2 月中旬，陈伯吹在赣州滞留三个月，收到路费后便要离开，临行前，张乐平家里特为陈伯吹杀了一只鸡，给老朋友送行。 陈伯吹乘车过南康、大庚 ( 今大余 ) 、梅岭关、广东南雄、曲江 ( 韶关 ) ，再到衡阳、桂林、贵阳、遵义、娄山关，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路途颠沛，到 1943 年 3 月春暖花开的日子，才到达此行的最后一站－－重庆北碚，担任了国立编译馆教科书部编审，负责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 国立编译馆网罗了国内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如著名教授粱实秋、李长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老舍夫人、著名国画家胡絜青等二百多人。陈伯吹在这优越的环境中负责编辑国常 ( 国语与常识结合编写 ) 教科书，好似老马识途，驾轻就熟。 陈伯吹到达重庆北碚以后，中华书局的金兆梓、姚绍华一直要他到中华书局来工作。中华书局创办的《小朋友》从 1922 年 4 月 6 日 创刊以来，到 1937 年 “ 八一三 ” 事变被迫停刊为止，每期发行五万份，一直居全国刊物之首。自从中华书局迁入重庆以后，书局各项业务在陆续恢复起来，惟《小朋友》杂志无适当人选担任主编，成为金兆梓朝思暮想的一个精神负担。 1943 年 3 月陈伯吹突然在重庆出现，他认为《小朋友》复刊的时机到了，多次同国立编译馆商量，国立编译馆始终不肯松口。直到 1944 年冬天，陆殿扬有些无可奈何地找到陈伯吹商量，说从北碚到中华书局所在地李子坝相距八十里，两边兼职很辛苦，意图由陈伯吹自己推辞，陈伯吹说： “ 辛苦就辛苦一点吧，两头兼职，答允他们吧 !” 因为此时，经过陈伯吹两年的努力，国常教科书全套已陆续编出来，国立编译馆才松口，让陈伯吹去筹备《小朋友》复刊事宜。 《小朋友》杂志原是周刊，陈伯吹只是兼职不可能全部时间投入，加上战时纸张供应困难，只得改为半月刊。 在战时首都重庆筹备复刊，不像战前在上海，要打开稿源，既要组织在重庆不多的儿童文学作者，还要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作者、包括上海沦陷区的作者取得联系。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我国历史上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小朋友》杂志，终于在 1945 年 4 月 1 日跟广大小读者见面了。 陈伯吹主编《小朋友》杂志，因为是兼职，几乎晚上都投入编辑工作，忙着审稿和编稿。 1945 年 8 月 10 日 晚 8 时 ，重庆街头奔跑着卖报人， “ 号外 ” 的叫卖声响遍大街小巷，爆竹之声不绝于耳： “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 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了！ ” 举国上下，都很振奋！ 8 月 16 日就要出版第十期的《小朋友》了，陈伯吹立刻拿起笔来，满怀胜利的喜悦心情，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伟大胜利的消息告诉小读者。 经过整整八个年头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陈伯吹跟所有中国人一样，喜不自胜。没过几天，他就收到十岁儿子佳洱 “ 祖母病危，母亲病重 ” 的信，催促他快快回家。国立编译馆同意他编写教科书未完成部分带回上海家里，完成后陆续寄到编译馆来。中华书局也同意他把《小朋友》带回上海，因 “ 八一三 ” 后，上海仍旧保持原来的编辑所和营业部。最难办的是陈伯吹还兼任复旦大学新 闻系副 教授，负责开讲 “ 期刊研究 ” 课，他不可能将一个班级的学生从重庆带回上海。他还不可能甩手不管独自回上海，经校长陈望道予以特殊照顾，批准他先返上海照顾困难的家庭。 1945 年 12 月初，陈伯吹才回到上海，把《小朋友》也带回上海。因他是兼职，上海中华书局没有给他发薪水，只补贴每月七斗米。他在重庆三半年，积储法币三万元，船票化去二万元，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路上用去一万元，到家已双手空空了，母病危、妻重病，真是贫病交加，母亲在陈伯吹回家一个多月后的 1946 年 1 月 6 日 离开了人世。 陈望道曾经关照过陈伯吹，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后，要陈伯吹继续去任教。但他家住梵皇渡路 ( 今万航渡路 ) ，离复旦大学太远，就不再去了。 鲁继曾知道陈伯吹已回到上海，就来聘请他回到大夏大学文学院担 任 教授。陈伯吹认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了，在儿童文学上应当有所作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把儿童文学界的力量组织起来，就不会单抢匹马了。他想到了教育界的老朋友李楚材，李楚材赞同陈伯吹的主张，要利用住育中学作为活动场地，由他们两人发起，邀请大后方回到上海的何公超、贺宣、仇重、沈百英、黄衣青、鲍维湘、金近、韩群等十几位在编辑和教育岗位上的儿童文学作者，沈百英还从大夏大学带来十几名学生，于 1946 年 5 月 24 日 假座南京路大三元酒家二楼举行茶话会。 这次茶话会在编辑工作上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大致分定各杂志的编辑方针，依照内容，有的偏重文艺，有的偏重自然，有的偏重社会；依照对象，有的偏重低级，有的偏重中级，有的偏重高级；二是商定各杂志社的稿件互换，在发行上相互介绍，合作推广。 在这次茶话会上，大家一致希望成立 “ 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 ” 。果然， 1946 年 6 月 9 日 ，联谊会假座住育中学成立了。 联谊会的诞生与活动及其发展，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是一个里程碑的标志。联谊会积极开展活动，引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注意。王芸生考虑在《大公报》开辟一个 “ 现代儿童 ” 专栏，通过《大公报》记者潘际炯的关系，聘请陈伯吹兼任 “ 现代儿童 ” 专栏主编，这么一来， “ 现代儿童 ” 也成为联谊会的阵地了。 陈伯吹兼任 “ 现代儿童 ” 主编，仍还兼中华书局《小朋友》的主编。又聘请黄衣青做他的助手。这时张乐平从江西回到上海，本来为《中报》连载《三毛从军记》的创作，突然中断。原因之一是北平沈崇被美军强奸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而张乐平的漫画因讽刺美国兵的丑恶面目，收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匿名信，责问他： “ 拿共产党多少津贴 ?” 警告他 “ 当心点 ” 。 此时，陈伯吹正好在《大公报》工作，《大公报》负贵人就要他与潘际炯二人到 “ 江西路吉祥街四十号 ‘ 勤丰 ' 小店楼上去拜访张乐平，要他把《三毛从军记》转到《大公报》继续连载下去 ” ，张乐平表示 “ 不再画画了 ”! 陈伯吹、潘际炯就鼓励他不要气馁。 张乐平问： “ 如果画得比《三毛从军记》更泼辣些，《大公报》敢不敢发 ?” 陈伯吹表示： “ 最好不过了。 ” 给张乐平壮胆、打气，并且表示愿意承担风险。张乐平于是改画《三毛流浪记》。 为了安全起见，张乐平搬到嘉兴去住，《三毛流浪记》每画好六七幅，就从嘉兴坐火车亲自送到上海来。 陈伯吹知道张乐平生活困难，又经常咯血，还要来往于嘉兴、上海之间，就与潘际炯商量向总编辑王芸生建议：《三毛流浪记》的稿酬不要按幅计算，而是按月发给薪水。这样，张乐平的生活有保障了。于是，《三毛流浪记》从 1947 年 7 月 1 日 连载，一直达两年之久。 陈伯吹利用联谊会这个组织，充分发挥《小朋友》、 “ 现代儿童 ” 两块阵地大力培养年青的儿童文学作者，让年轻的业余作者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 新陆师范高三班学生施雁水写的短篇小说《阳光和小草》，陈伯吹看了很满意，决定在 1947 年 7 月 26 日《大公报 · 现代儿童》发表，从此，施雁水为 “ 现代儿童 ” 、《小朋友》写了不少小说、诗歌、故事、童话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成为联谊会最年轻的成员。 1947 年 11 月，严水儿 ( 鲁兵 ) 、周大鹿 ( 圣野 ) 都受浙江大学 “ 于子山事件 ” 的牵连，先后逃到上海来，陈伯吹对这两位进步青年特别热情，还介招严水儿到四明银行楼上的一所夜校去教英语。后来，严水儿、周大鹿都到解放区投奔革命了。 1947 年秋冬之交的某日，陈伯吹以犀利的目光发现 “ 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 ” 学生任大霖投寄来的童话《百支光和五支光》，觉得虽稚嫩一点，但文笔清新，颇有才气，决定采取，井写信给任大霖。任大霖接到信后，激动得反复看了好几遍，这是他心目中觉得高不可攀的《小朋友》主编陈伯吹写来的，他第一次知道 “ 儿童文学 ” 这个名词，虽然生疏，但很亲切。这样一来，任大霖的儿童文学作品 ( 包括童话、诗歌、散文、小说 ) 就源源不断地与小读者见面了。 蒋介石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企图独吞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把我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的深渊。 陈伯吹投入反蒋的第一线，应邀担任 “ 小教联 ”( 上海小学教师联合会 ) 、 “ 中教联 ”( 上海中学教师联合会 ) 的顾问，加入 “ 高教联 ”( 上海大学教师联合会 ) 为会员，同反动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 “ 儿童读物作者联合会 ” 发起签署 “ 反对美国扶蒋 ” 宣言，暗中鼓动 “ 重庆号 ” 巡洋舰水兵张启钰 ( 实为中共四川省乐山县中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 脱离国民党，支持了巡洋舰起义；秘密介绍其弟陈汝惠把带有宗教色彩的《启示》杂志无偿地将经营许可证交到我地下党员汤德明 (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供职 ) 手里，在宗教色彩的掩护下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准备迎接上海的解放。 1949 年 5 月 27 日 ，上海解放，陈伯吹起草写了《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会为庆祝上海解放胜利和全市今后工作方向宣言》。全体会员签字后，在 5 月 29 日 的《大公报》发表了。 6 月 5 日 ，陈伯吹应邀参加陈教市长在八仙桥九楼单行的上海市文化界座谈会，聆听了陈毅市长谈笑风生的报告。座谈会上，继上海科学技术团体联合会代表吴有训，中央研究院周仁，教授周谷城、钟兆琳、陈望道，戏剧界代表梅兰芳、陈白尘、周信芳、秦怡，文艺界冯雪峰、巴金、章靳以，德育界吴若安，新闻界赵超构，出版界周予同等的发言以后，陈伯吹作为儿童文学界代表上台发言。 他对着麦克风有条不紊地说，过去儿童文化工作一向很贫乏，就连这点贫乏的成绩，还不断受到摧残。上海的儿童占全市人口的六分之一，受着流离、饥饿、贫穷的威胁，自然更谈不上文化教育。希望人民政府在这方面加以注意。他发言完毕，陈毅市长带头鼓掌。陈伯吹深深感到，人民的春天真正来到了！儿童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 新中国成立后的陈伯吹，干动可以充分发挥出来了。《大公报》的 “ 现代儿童 ” 版改为 “ 新儿童 ” 版，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也仍由他主编。他还在大夏大学继续任教，圣 · 约翰大学，震旦女子文学学院，也都聘他为兼职教授，讲授 “ 教材教学法 ” 与 “ 儿童文学 ” 课。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1952 年 “ 三反 ”“ 五反 ” 运动时，陈伯吹和工人打成一片，负责出《快报》，每天一期，中华书局印刷所的工人称赞他： “ 大学教授，没有一点架子。 ” 1952 年 10 月，中华书局党支部书记告诉他：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处要他去筹备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这时，陈望道、孙大雨两人介绍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工作，我国第一个少年儿童出版社于 1952 年 12 月 28 日 宣告成立了，陈伯吹被任命为少年儿童出版杜副社长。原属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并入少年儿童出版杜，由他的学生、助手黄衣青继任主编。 新中国成立后，任大霖在浙江省团委宣传部工作，陈伯吹把他从杭州调到上海少儿社来，他的哥哥任大星也调来一起工作，鲁兵、圣野从部队下来后，也到了少儿出版社，而且将施雁水也调进少儿社。贺宜，从外地回到上海，担任少儿社副社长，何公超担任总编辑，包蕾从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调来当编辑部主任。组织上把我国惟一的少儿出版社的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配备得够强大了。 1954 午 10 月，陈伯吹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同时兼任北京 师范大学 教授， 1957 年 5 月，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 1960 年 5 月深入农村生活时，他被作为 “ 资产阶级童心论 ” 的代表进行批判。 他在这场 “ 莫须有 ” 冲击面前，没有灰心丧气，表现出了他那外柔内刚的性格，继续为儿童文学事业辛勤地采花酿蜜。 在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十年中，他首当其冲被打成 “ 反动学术权威 ” ，遭受到非人的折磨。 乌云遮不住太阳，万恶的 “ 四人帮 ” 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陈伯吹回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的岗位上，已是古稀之年了；但他精神焕发， “ 童心 ” 不衰，迎来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文学的春天，他写了《在儿童文学上拔乱反正》、《砸烂 “ 文艺黑线专政论 ” 》等文章。 1978 年 11 月参加了国家有关单位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 11 月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80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陈伯吹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评奖委员会授予的 “ 荣誉奖 ” ； 1981 年他捐款人民币五万五千元创立 “ 陈伯吹儿童文学园丁奖 ” 。 1983 年 10 月 5 日 ，他以七十七岁高龄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追求半个多世纪的宿愿终于实现了。张乐平、杨公怀等老友向他表示祝贺，他表示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 小车不倒只管推 ” ，他工作得更起劲了。 1984 年 8 月 4 日 ，他当选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5 年 6 月，他获得了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授予规格很高的 “ 樟树奖 ” 。 1986 年，他两度出国， 2 月 3 日 到印度新德里，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东道国印度联合主办的 “ 在信息时代里儿童读物发展前途 ” 座谈会，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八十高龄的陈伯吹不带翻译 ( 他的英语功底深厚 ) ，没有陪同，单身独来独往。他的发言，强调儿童读物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科技知识教育，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每个发言者发言结束后都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惟有他发言之后被大会主席留坐在主席台上，因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他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得了荣誉。 8 月 12 日，陈伯吹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儿童文学组织会议，其主题是： “ 你为什么为儿童写作 ? 儿童喜欢读什么样的作品 ?” 他的发言是 “ 提倡多创作科学文艺作品 ” ，受到大会热烈赞扬。 《朝日新闻》特地为他与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东道国日本的四位儿童文学工作者举行了一次会外的公开演讲，他的讲题是《我和儿童文学工作》。他回国后，东道国日本又发起组织 “ 格林兄弟文学奖 ” ，由联邦德国、瑞典、法、美、苏、中、日七国各派代表一名组成评奖委员会，每两年评奖一次，陈伯吹被邀代表中国儿童文学界参加了评委会，担任委员。 陈伯吹在漫长的九十二年的岁月中，有七十五年致力于儿童文学事业，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创作、翻译、编著、教育滋润了我国几代的 “ 下一辈 ” 。就在他自己的家庭也是 “ 齐家 ” 的模范，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培育了独子陈佳洱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接待过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台湾 “ 海峡两岸基金会 ” 董事长辜振甫在北大演讲 ( 陈佳洱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席 ) ；把自己最小的弟弟陈汝惠培养成为厦门大学副教授，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二战线上支持我党的地下斗争，陈汝惠的一个儿子陈佐洱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在香港回归祖国与英国的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儿子、音乐指挥家陈佐湟从美国回到上海演出风靡整个上海 …… 1998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妇联、国家文化部授予陈伯吹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工作荣誉奖。 1991 年，国务院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称号。 1995 年 8 月 13 日 ，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他举行 “ 陈伯吹九十华诞祝寿会 ” 。 1996 年 12 月，他被评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1998 年 11 月 6 日 去世。 陈伯吹走完九十余年的人生道路，他为儿童文学 “ 鞠躬尽瘁，死而后巳 ” ，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和光辉榜样，将永留人间垂范后世，千秋景仰 ! 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追悼陈伯吹作了这样的挽联： 伯牙琴止，童稚知音何处问，高山流水 吹完自己，蓼莪欲静怎生息，苦雨凄凤 |
( 苏叔迁（出处名人传记） 2004.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