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先生是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的老前辈，他老人家不仅毕生笔耕不辍，为少年儿童留下了大量优质的精神食粮，并为促进沪港两地儿童文学工作的交流活动尽心尽力，作出了极大贡献。他是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好导师好朋友。

    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创会会长何紫先生与陈老在八十年代相识，为儿童创作的共同志趣使两人一见如故，并就此揭开了沪港两地儿童文学交流的序幕。儿协与中国儿童福利会，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单位齐心合作，在此二十年内轮流在两地连续举办了七次儿童文学研讨会，次次都很成功，加强了两地儿童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了解，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对推动本港儿童文学创作活动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那时，陈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精神奕奕地为促进沪港两地儿童文学交流而奔波。他曾亲自带队两次来港参加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探讨儿童文学工作者应如何认识当代儿童，如何用文学为他们服务。每次陈老与会总能吸引本港的很多文学爱好者、作家、教师慕名前来聆听老前辈的教导。记得有一次陈老因故临时不能来港，使与会者大感失望。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也曾多次组团去上海与会，每次陈老都亲临会场与我们见面，大家都纷纷与陈老倾谈，并争着与陈老合影留念。陈老无怨无悔不求功利为儿童文学奉献一生的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晚辈的光辉榜样。

    我与陈老在港的相识是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我对陈老心仪已久，但因我未来港前长期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很少回老家上海，与陈老缘悭一面。记得是在1984年，陈老来港参加“沪港儿童书刊面面观” 座谈会，由他主讲。儿童文艺协会在会场上还布置了一个儿童图书展览。那天开会之前，我在翻阅展览的图书，见到两鬓皆白、面色光润的陈老也在那里浏览图书。我心中一阵惊喜，正向他走去想与他打个招呼，这时，山边社社长何紫先生拦住了我，告诉我说：前些日子我向他建议出版印度泰戈尔儿童故事的事，他们怕印度故事在香港销路不会太好（因为香港人很不喜欢印度人），所以暂时不想出版。我当然感到有些失望。但正在此时，在我们身后的陈老忽然走上前来说：“有泰戈尔的儿童故事吗？我们可以出版！”

    就这样，在陈老的热忱帮助下，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选了我所翻译的三篇泰戈尔写的儿童故事，于1986年11月出版了一本单集《秘密宝藏》。虽然陈老与我素不相识，但当他听到有伟大文豪泰戈尔的儿童故事译稿时，立即好似发现了宝，想方设法要把它出版，介绍给中国读者。

    之后我与陈老有过几年通信。陈老在信中坦率地对我们香港儿童文学作品提出了他的看法，他看过香港作家的几本儿童故事书，指出我们的作品很平淡，对儿童的吸引力不够，还要更切合香港儿童生活实际，等等。我觉得这些意见都是切中要害的。陈老在那次图书展上见到一本他翻译的儿童书，便托我联络那家出版社寄给他一本样书，他说：“我找寻这译本，绝不是‘版权’与‘稿费’的关系，不要涉及到这方面”。后来那家出版社寄了一本给陈老，他给我信上说：“印得较漂亮，特别是封面。遗憾的未署原译者我的姓名；出版后也不赠书，且不谈稿酬。对后者我不关切，为对读者负责，署名是不可少的。希望再版时补印上去。看来还不止这一本，目录上还有------等等(列了三本书名)，原来都是我的译本。” 陈老的人品及其原则性由此可见。

    何紫先生不幸因病于1991年11月去世，陈老在沪闻悉噩耗，当即书就一幅挽联，直接寄给何夫人。他随即给我信说：“天胡不吊，好友仙逝，痛哉！捧读您的悼文，促使忆起1984年6月到港，好友曾为我安排参观行程，并组织讲演会与座谈会，我决忘不掉这番真挚隆情的友谊！”

    陈老在信中多次表达了他的美好愿望：“愿沪港﹑中日等多方面合作，促使儿童文学在写作上及理论上有所前进，拿出作品来，拿出论文来，这才是共同的愿望，我们携起手来，好自为之。” 陈老也谆谆教导我：“祝贺你得奖，希望你更上一层楼，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你很能干，请在公余之暇，多出些力。”

    陈老，回忆起您的殷切期望，甚感惭愧。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来日方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成员们定会以您为榜样，继续为繁荣儿童文学创作、促进两地儿童文艺工作的交流与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