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陈伯吹先生鼓励我的熟悉笑容。

    回想解放前夕，我二十几岁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工作，有幸认识了陈伯吹先生，后来就一直得到他老人家的栽培和爱护。只要我有一点点成绩，他就会用明亮的、带笑意的眼睛看着我，亲切地鼓励我。我深深感到，他爱护我不仅是对我个人，而是希望年轻人有出息，为儿童文学事业做更多的工作。

    解放初期，陈伯吹先生曾经邀我进中华书局，我因为忙于翻译，拖了下来。但不久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我进了少儿社，陈先生担任少儿社的副社长，我就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忘不了他对我编辑工作的指导。当时我负责译文工作，年少气盛，颇自以为是，校改译稿会把人家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校对同志戏称我校过的稿子是航空路线图，因为我改稿钩的线拉到稿子的四面八方。陈先生终审译稿，有一次很客气地对我说：“溶溶同志（他一直是用上海腔普通话这样叫我，这声音我觉得还在耳边），你改得很好，也很辛苦，不过这位老译者没有译错，文字也很好，可以不用这样改。”我马上感觉到这是对我的批评，可是他用的是商榷的语气，又和颜悦色，一点不让我难堪。打那以后，我改稿就慎重得多，到后来甚至“炉火纯青”，改好稿还给译者时总打个招呼。我学会尊重译者，给我上第一课的正是陈伯吹先生。

    对儿童文学事业陈伯吹先生一生执着，这一点我这个后学者是没法比的。我特别忘不了的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他受的罪比我大多了。在干校时，我和他住在一起。因为劳累，每天我抓紧时间午睡，却只见他坐在床前一张小凳子上，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写弄弄。我想是在写检查吧。可有一天，碰到在干校烧水的老朋友、新文艺出版社的吴元坎老先生，他是日语专家，他忽然告诉我，说陈伯吹竟向他请教，在日语里，小学生背的书包叫什么。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情。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事过不久，少儿社朋友就告诉我，陈伯吹先生在休息时竟然在写小说，写日本小学生的故事，被发现了，还挨了批。我当时真是吓了一跳。在这最艰难的日子里，陈老先生竟然还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念念不忘地在写儿童文学作品，着实让我敬佩。这件事使我受到了终身难忘的教育。

    陈伯吹先生就是用这样的言传身教，教育了我这个后辈。我要学习陈先生的精神，活着就为儿童文学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