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出版家、资深编辑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陈老的家乡宝山区委、区府、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上海市作协、少儿出版社、文汇报社在罗店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我认为是件意义重大、特别值得称颂的事。因为这不仅是对陈老这位儿童文学前辈的缅怀，也是对陈老一生功绩的充分肯定；更重要的是在儿童文学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今天，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可以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对儿童文学事业的重视，认识儿童文学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以我为例，我的成长和我对陈老的认识，就是从陈老的儿童文学作品开始的。记得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我小学四年级时，买到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阿丽思小姐》，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反抗强暴的“大无畏的小战士”，她敢于同大蟒皇帝的军队战斗。在那日本鬼子侵占我东三省后又步步向华北进逼的形势下，唤醒了我那颗稚嫩的童心中的民族意识。当我读到阿丽思决心抗战到底，在战壕上用白粉写上：“迎战万恶的帝国主义者”！ “弱小民族抵抗侵略万岁万万岁！”等等标语，在那反侵略的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也激起我少年心中的热血沸腾。尽管今天看来，这部陈老的早期作品比较粗疏，留有明显的图解生活、影射现实的痕迹，但它却反映了陈老进步的儿童文学观。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倾向性，与他一贯坚持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和作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与朴素的爱国心分不开的。从读《阿丽思小姐》开始，陈老的儿童文学作品一直成为我喜爱的读物。陈老的儿童文学观也成为我一生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指路明灯。爱因斯坦说得好：“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大部分取决于我们童年时代无意识地从周围环境吸取的见解和感情。”我想我后来不顾留在沦陷区当亡国奴，孤身只影流亡到闽北，历尽艰险度过那些苦难岁月，以至于后来走上儿童文学这条光荣荆棘路，都是和读陈老的儿童文学作品分不开的。记得陈老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交谈中谈及他也因不愿做亡国奴，越过重重封锁线逃离沦陷了的上海，经杭州到金华，在过金华通济大桥时，遭到日寇岗哨的毒打，但他仍想尽办法逃出沦陷区，到大后方去寻找生路。这虽是后话，但也印证了陈老通过自己的创作对小读者的一种人格感召。

    粉碎“四人帮”后，从1978年秋出席在江西庐山召开第一届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到80年代中前期参加文化部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儿童文学讲习会讲师团，以及儿童文学界多项学术活动，使我有机缘更多地与陈老接触，向他请教，对陈老的人品和性格有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一一叙说陈老感人的故事，仅想讲三两件不大为外人所知的轶事。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文化部组织的儿童文学讲师团到广州讲学时，在讲学的间隙，东道主招待我们去南海参观一家公社游乐园，园内有一圈电马，电钮一按，电马不仅会飞速旋转，每头电马还会不停地前上后下地翻动，一下昂首飞奔，一下低头迅跑。东道主邀请讲师团中年青力壮者上去玩一下，这时陈老童心毕现，跃跃欲试，也要骑上去飞驰一下。陈老是我们讲师团年龄最大的一位，已近80岁的高龄，大家都劝他不要上去，东道主更是再三劝阻，但陈老执意要骑上去试一试。东道主当然不便拂逆。电钮一揿，电马便飞旋起来，骑在飞驰的电马上，陈老开心地笑了。东道主和同行者的心却随着电马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揪越紧了，担心这位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长者，万一从飞驰的电马上摔下来，有个三长两短该如何是好？10分钟后，电马终于在电钮的控制下缓缓停下来，在场的观众的心才慢慢宽松下来，而陈老却像小孩子一样意犹未尽，还想在电马上转一会儿呢！

    1984年6月，文化部在石家庄市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座谈会。会后招待与会者游览苍岩山名胜风景区。当年各地道路路况都不好，从石家庄到苍岩山下，来回要花七、八个小时，出发前大家就劝陈老不要去，天气炎热，旅途劳累，怕陈老受不了。陈老没有同意。经三、四个小时的颠簸来到苍岩山下，考虑到上山山高路峻，大家又劝陈老在山下走走看看风景，不必再去爬一两小时的山路了，陈老仍不同意，还是随着大家缓步上山，有说有笑，十分开心。到山顶后，有人攀着铁环爬上一个土堡，上去过的两三个人，都说上面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可看，但仍阻遏不了陈老那颗好奇的心，这位七老八十的长者，仍不畏艰难的攀援着上去一探究竟。从这可以看到陈老的那颗不泯的童心。正是这颗可贵童心让陈老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著名儿童文学家贺宜，生前曾对陈老作过一个非常确切的评价：“在我们中国，从古到今，将60年岁月全部贡献给儿童文学事业，陈伯吹称得上是第一人。”陈老一生不仅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各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童话、小说、散文、诗歌，如《一只想飞的猫》、《骆驼寻宝记》、《中国铁木儿》、《飞虎队与野猪林》、《从山岗上跑下来的孩子》、《摇篮曲》等，同时还为孩子们翻译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如《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百万只猫》、《绿野仙踪》、《兽医历险记》、《小夏蒂》等，他更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泰斗，在新中国建立最初十年间，那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可说一片空白，陈老却一连出版了四部理论著作：《儿童文学简论》（1956）、《作家与儿童文学》（1957）、《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1958）《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1958）。以上这些充分证明陈老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陈老从17岁当小学教师开始，一直辛勤工作在儿童教育和文化岗位上，默默耕耘，或做教师，或当编辑，或为孩子写作，都是为了育人，都是一位辛勤的园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教师是教育园地上的园丁，而作家是文艺园地上的园丁，是个确确实实的园丁，而且已经当了70多年的老园丁了。”一生勤勤恳恳地耕作在这方不被人们重视的土地上，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妨再举一两事例：

    从我与陈老半个世纪的交往中，我认为陈老是一位自奉十分俭朴的长者。直到古稀之年，有事外出仍常去挤公交车，从不舍得打的乘出租车。但为了繁荣发展儿童文学事业却非常慷慨。1981年，他把自己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5.5万元稿费，全部捐献出来，倡议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用来奖励优秀的新人新作。在今天看来5.5万元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在那稿费每千字不足10元，甚至仅3元5元的年代，要积攒这笔数字，得耗费老人家多少心血啊！

    进入文革后的新时期，陈老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公认的泰斗，他一方面仍继续为孩子们创作新作品，还不断地为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作新的探索，更难得是他毫不吝啬地挤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扶植新人。在捐献稿费设立“儿童文学园丁奖”奖励新人新作的同时，还为不少青年作者写下许多序文。他说：“对文友们出版作品，嘱写序文，也能有求必应。例如《彩色的星》、《 孔雀的焰火》、《火牛儿打鼓》、《勇敢者的道路》等等，直到今天从不停止，已有140多篇序文了。写序得先把书的内容从头到尾看过一两遍，才能动笔，是项十分繁重的任务。十多年间写了140多篇序文，核算一下每月都得为他人看一两本书，十多年间才能完成140多篇序，得花多少心血啊！

    1978年秋，我从庐山会议带回编写《儿童文学概论》的任务，除把自己在大学里的教材修订成《儿童文学概论》，在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外，我又联系发动北京师大、华中师大、河南师大、浙江师院和杭州大学五院校儿童文学教师集体编写了一本《儿童文学概论》。成稿后，编写组要我出面请陈老作序，当时我担心陈老工作繁忙会遭到婉拒，只好试探着提出请求，意外的是陈老满口应允，欣然同意。在这篇序文中他提到儿童文学在新中国仍是一支幼苗，“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作为老师、家长、社会人士，都该来关心、爱护，让人类的下一代健康的茁壮成长。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昌盛，世界的未来，都在他们身上”。在这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老晚年不遗余力、不惧繁琐，一而再，再而十，十而百地为后辈们出书写序的苦心和深意。据我了解，陈老为后辈们写的序文就曾先后汇编成四集出版，即《他山漫步》（1984广东人民）、《天涯芳草》（1987河南海燕）、《火树银花》（1990甘肃少儿）、《苍松翠柏》（1996河北少儿）。我们只要读读陈老这些序文，一位呵护儿童文学事业的巨大的慈祥形象就会耸立在眼前。

    从上述提到的一些细小事例，我们处处事事都可感受到陈老的人格魅力，这对年青一代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单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陈伯吹先生是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一位伟大的楷模。他始终是我走在儿童文学这条光荣荆棘路上的指路明灯，指引着我终生无悔地奋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