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任大星1925年生，浙江萧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担任编辑工作，曾任编审。著有儿童小说和童话《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刚满十四岁》《野妹子》《湘湖龙王庙》《双筒猎枪》《小小男子汉》《我的第一个先生》《男孩的心情女孩的歌》《大力王子》《逃学纠察队》《书包里藏着两个多嘴的人》及论著《儿童小说创作艺术谈》等约三十种。作品曾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一等奖、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等多种奖项。有部分中短篇作品在国外被翻译出版或发表，以日本为多。
偶尔也写成人文学，出版过《芳心》《依依梦.梦依依》《爱神为她作证》等长篇小说，并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和随笔。

是同事，是领导，更是导师
    我在认识 陈伯吹 先生之前，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理论家、编辑家和教育家。我读过由他主编的儿童刊物《小朋友》和《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还经常读到他创作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我一直很景仰他。
    1953年秋天，我由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走上了专业的儿童文学编辑岗位，被调入刚成立不久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少年文艺》工作。当时伯吹先生是我们出版社的副社长。从此，我有幸和伯吹先生共事，多年来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他的扶植和指导。
    记得我和伯吹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刚从北京开完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回社之后，偶然在办公室里见面的。面对这位景仰已久的老前辈，我作了自我介绍以后，态度不免显得很拘谨；但伯吹先生却是那么的谦和温善，平易近人，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对待一个熟悉的好朋友。我平素不大敢在初相识的人面前随便说话，在伯吹先生面前却成了例外。第一次见面，我们就交谈了很久，从伯吹先生热诚、恳切的话语中使我了解了不少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不少急需增长的知识。其中印象最深而使我常记在心的是伯吹先生这一句话：“现在百废待兴，儿童文学需要有大量的新作者充实队伍，希望《少年文艺》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后我在实际工作中就竭尽自己的努力这么去做。
    我在工作中和伯吹先生少有直接的接触，但日常交谈的机会却很多，那多半是在做完了工间广播操，在草坪上漫步休息的时候。当时伯吹先生还不到五十岁，虽然文质彬彬但健康状况良好，每次工间操很少缺席；在全社乒乓球比赛中还荣获乙组冠军，我就是他的手下败将之一。我常常趁工间操的机会向伯吹先生讨教一些编辑业务问题，他总是笑意盎然地给我讲这讲那，诱导我多读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名著和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在这之前，我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和一般的文学论著倒也不算太少，但儿童文学的专业知识却还十分贫乏，那短短十几分钟的“工间漫步教学”，日积月累，等于给我补上了这一课。
    越是和伯吹先生多作交谈，我越是感到他的身上有一股令人信赖和崇敬的力量。这是渊博的学识、坦诚的心、平等待人的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所构成的力量。

儿童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大概一年多以后吧，伯吹先生被调往北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去工作了。但到了1960年年底，他又调回少年儿童出版社，再次担任我们的副社长。这使我再一次有了能就近聆教的好导师。在此期间，伯吹先生对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给予了多方面的鞭策和鼓励。他常常谈起我在这段时期内写的一些作品。一天晚上，他特意从家里打来电话，向我了解我刚出版的一本童话作品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他说他很赞赏我把童话的幻想与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写法，考虑为此写点评论，推动这方面的创作。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很关心会员的创作情况和计划，其中也包括我。一次，当他了解到我正在修改一部少年长篇小说的初稿，而且即将完成，便仔细询问了篇名、题材和故事概况。不久，《文汇报》上发表了伯吹先生的访谈录，其中也谈到了我的这一个创作计划。结果，远在北方的一家文艺出版社据此来信向我约稿，使这部少年长篇小说得以顺利问世。
    1962年，伯吹先生还主动提出，由他作为介绍人之一，介绍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
    我素知伯吹先生热心提携年轻作者。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上述种种事例给我的感受是十分深切的。正是由于伯吹先生的不断鞭策和勉励，使我坚定了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信心和决心。就我所知，在我们出版社、上海儿童文学界乃至全国儿童文学界，怀有和我同样深切感受的同行朋友是很多很多的。我弟弟任大霖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解放前还在读师范学校的时候刚开始创作便得到了伯吹先生的热诚鼓励，立志于终身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患难中的忘年情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国内大多数学有专长、在专业领域内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一样，伯吹先生首先受到了严酷的对待。后来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形势的反复变化，我们出版社里受到冲击而沦为“牛鬼蛇神”的人越来越多，搞文学创作的人所占比例特别大。我和伯吹先生的交往被隔绝了，尽管天天见面，却失去了私下交谈的自由。接着，我们一起被送往“五七干校”，天天都在大田里从事农业劳动。除此之外，我和伯吹先生还得担负一项额外的劳动任务，天天都得从校部供水处运送大桶开水到田头供人们解渴。
    没想到这一来却造成了我和伯吹先生交流感情和私下交谈的良好机会。我们在用杠棒抬起大水桶之前，总得相互争持一番，尽量把桶索往自己一边拉，以减轻对方的负荷。在20分钟左右的往返过程中，空旷的田野里见不到别的人，我又可以像以往那样把这位老前辈尊称为伯吹先生或伯吹老师了。这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不过，政治问题我们是绝对不谈的，因为谈了也没多大意思。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深埋在我们心底的、无时或忘的老话题：儿童文学。伯吹先生的人生阅历比我丰富得多，他常常从儿童文学谈起，谈到每一个真正热爱儿童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对待人生的应有态度。我很理解他的意思，那就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不能改变为儿童的健康成长而勤奋写作的初衷。他说他常常以此自勉自励。
    在那段日子里，能听到这样的话，不仅十分难得，而且是十分可贵的。因为稍有不慎，流传于他人之耳，就会有招致更大灾祸的可能。伯吹先生当时对我的信任，以及他对我创作前途的悉心关怀和爱护，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五七”干校，人人都以大草棚作为学习、生活和住宿的场所，有一段时期我和伯吹先生被安排在同一张木床的上下铺。我比伯吹先生年轻得多，在日常生活中理应由我多给他一点人们所能允许的照顾；但伯吹先生知道我当时胃病很严重，反而常常在那里关怀我、照顾我。热天吃西瓜，伯吹先生知道我吃不下一整个西瓜，吃不完留着又容易变坏，因而每次吃西瓜总是和我分着吃，还常常对我说：“西瓜营养好，现在难得能吃到，吃了对胃病有益无害，你放心吃好了。”
    记得有一次集体回市区休假，渡江到了西渡，人们都纷纷挤上公交车回市区了，一转眼只剩下了我和伯吹先生两个人，再没有任何第三者。时已中午，我们都相当饿了。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趁此良机请伯吹先生共进午餐呢，这也该算得上是患难之中留个纪念吧。伯吹先生见我态度恳切，周围又没有一个熟人，就答应了。虽然我们仅仅在小饭店里吃了咸肉豆腐、炒什锦之类的几样菜，但伯吹先生却把这餐不像样的“宴请”牢记在心头。几年后等他平反昭雪以后，还特意到我家来送了不少礼物作为回报。这使我感到很惭愧，要说回报，我受恩于伯吹先生的怎么能回报得清呢。

在重新焕发青春的年代
    新时期以来，伯吹先生年事渐高，但给人的印象却像青年人一样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活力。早在1977年6月，他就以无畏的精神写出了《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重新起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这段时期内，他不仅修订重版了有国际影响的童话《一只想飞的猫》，论文集《儿童文学简论》，还创作了童话《骆驼寻宝记》，散文集《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小说《飞虎队和野猪队》等很多作品，在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除此以外，伯吹先生在编辑工作、国际交流、培养新进作者等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十分显著的成绩。这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他还将自己一生辛劳所积蓄起来的全部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 陈伯吹 儿童文学奖”，用以奖掖后进，鼓励了无数的儿童文学作者，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期间我每次到他的办公室去，总是见到他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埋头书写着什么，使我欲言又止，不忍心对他多加打搅。我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时间对他来说已越来越宝贵。所以，除了一起外出开会，我们日常交谈的机会反而比以往少了。

博爱胸怀永留人间
    我和伯吹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他病重后我第二次到医院里去探望他。当时，经过医生的抢救，伯吹先生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已有几天。他的神志很清楚，也有说话的精神。我一到，他就和我重重地握了手，还问了我一些上海儿童文学方面的情况。因为北方有一家出版社在不久前出版了一套《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丛书》，我从刚收到的样书中读到了伯吹先生写的总序，便趁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伯吹先生听了，脸露欣慰之色，朝我连点了三下头。我临走的时候，伯吹先生又重重地握住了我的手，轻声说道：“你也是上年纪的人了，更要爱惜时间了……”
    是的，“更要爱惜时间了。”这句话，竟成了伯吹先生对我的最后的遗言。我完全明白伯吹先生这句话的含意。
    伯吹先生辞世至今已有九年，我相信读过他作品的广大小读者，得到他提携的儿童文学作者，受业于他的教学工作以及关心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今年正逢他诞辰一百周年，我又重读了伯吹先生的童话《落潮先生和涨潮先生》，散文《丁冬！丁冬！丁令冬！》，小说《一场比赛》等不少作品，深感他为孩子们写的作品，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不论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手法，字里行间处处都包含着对儿童赤诚的爱心，处处都考虑到能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用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正像伯吹先生历来所主张的那样，“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耳朵去听，特别是用儿童的心灵去体会”，一切都从孩子的需要和需求出发，一切都以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为首要目的。
    大人对自己子女的爱，原是人人共有的；而伯吹先生所悉心关爱的却是世间所有的儿童。这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一种对广大儿童的博爱之心。正是这种博爱之心，促使他为儿童教育、为儿童文学教育、为儿童文学事业贡献了他的一生，为我们所有儿童文学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