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先生是宝山罗店人，幼时就读于宝山县立罗阳小学（今罗店小学），后毕业于宝山师范学校，曾在杨行朱家宅小学和宝山淞阳小学（今宝山实验小学）任教。他1923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第一部出版的处女作是《学校生活记》。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以后成为我国有影响的、有重大贡献的著名儿童文学家，被人们爱称为“东方的安徒生”。 　　 1925年春，陈伯吹调到淞阳小学执教，担任初级部主任，兼任三、四年级班主任，并教国语、算术两门课程。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他白天教书，晚上写作。他还在宿舍里关上房门，偷偷地看“禁书”。他爱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爱读《向导》、《新青年》和《新朝》等革命刊物，因而思想有很大进步。 　　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誓师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年底，北伐军一部分北上，一部分东下到南京、上海一带。人们心情兴奋，认为国家有希望了。就在这年冬天，他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地下党。一天夜里，他在宝山文庙内的城中小学，秘密地举行了入党仪式。 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陈伯吹欢心鼓舞，在课堂上常给学生讲革命道理，如革封建军阀的命，革帝国主义的命，盼望革命军早日东下长江，来到上海。不料，1927年4月27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许多革命者被杀。陈伯吹和校内其他3个教师，心里非常难受。 　　淞阳小学规模很大，有东校园，有西校园。每到傍晚，他们4人常常坐在西校园的亭子里，谈论国家大事。 　　有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他们正在亭子里谈论国事，只看见从校门外走进一个身穿西装的青年人，长相很英俊，风度翩翩。那时吴淞有中国公学、同济大学、水产学校等大专院校，大学生们经常在星期天沿着海塘漫游，散步进城。因此，这个青年走进校园里来，他们不以为奇，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可是这个青年却走进了他们4个人的中间，陈伯吹他们立刻改换了话题，从谈革命转到谈教育。那青年也插嘴谈教育，显得对教育很内行。 　　第二个星期天，那青年又来了，彼此谈得亲密了些。以后，那青年每逢星期天都来。再往后，那青年除星期天来外，星期三或星期四也来。谈话地点，从校园里移到宿舍里，有时则在城头上、在海塘上，谈政治，谈反对蒋介石。 　　3个月后，陈伯吹他们知道那青年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怀疑他大概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果然不出所料，四五个月后，那青年就叫陈伯吹他们散发反蒋传单，张贴革命标语，甚至书写标语。他还传授了贴标语的技术，他说，贴标语时至少得4个人合作进行：一个人望风，一个人刷浆糊，一个人贴传单，一个人身藏传单在后随行。 　　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陈伯吹他们在街头巷尾贴传单时，心情十分紧张。不久，那青年透露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党组织将吸收你们。” 　　后来，那青年一个月不来，两个月不来，好长时间不来了，陈伯吹他们猜测他出事了。果然，1928年2月的一天，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的“吴淞地方栏”上载有：“共产党员黄忆农，年19岁，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政府，着即执行枪决”云云。陈伯吹他们心里非常难过，在一间教师宿舍内，面对一架黑色的柯达克照相机，权当骨灰盒，虔敬地向他表示追悼，发誓：“我们一定追随你，我们的革命道路决不改变。” 　　原来，那位叫黄忆农的青年，又名黄临川，当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吴淞区委的书记。 1928年6月的一天早上，陈伯吹正在教室里讲课，突然，吴淞宪兵司令部派一个姓龚的参谋长带了两个宪兵冲进教室，把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另一位教师徐文学。宪兵押着他们要到宿舍里去搜查“证据”，一路上陈伯吹的心里七上八下，想今天一切都完了，性命也难保了！可是到宿舍后任凭宪兵们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只得先将他们捉到县衙门。当时陈伯吹的心里也深感奇怪。原来当陈伯吹被捕时，有位机灵的同学，晓得老师要遭难了，立即悄悄地溜到老师宿舍，把老师阅读的革命进步书刊统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们被关了几天，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那个参谋长只得对陈伯吹和徐老师说：“你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宪兵司令部让校长具结，保证两人都是教师，没有问题。于是将他们放了出来。 　　1928年底，陈伯吹和徐文学觉得再待在宝山易遭不测，于是一起离开宝山县立淞阳小学，流亡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