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先生（1906—1997）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为人朴厚和善，我们都亲切地称他“陈老”。陈老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圣洁的儿童文学事业——从十六岁起到九十一岁逝世，工作了整整七十五年，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     我小时候就读过陈老的不少作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第一次见到他，从此结为“忘年之交”。在他辞世前六七年间，他每年冬天和夫人由沪来京“避寒”（因上海没有暖气）时，住在北京大学畅春园职工宿舍（他儿子陈佳洱先生当时任北大校长），我总要去看望他。陈老在一篇文章里有所记叙：“时值隆冬，严寒，我南辕北辙地自上海来到北京。虽室放暖气，地在畅春园，但户外仍寒，以故香山、长城、颐和园、中南海等名胜古迹，逗不起我的游兴。难道斗室独坐，得以自遣？……幸得好友樊发稼同志惠然事临，既谈文，又论诗，良朋相叙，尽日不足。”（陈伯吹：《故乡的芦苇?序》）     陈老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可谓昼夜不舍。1985年夏天在昆明开会，我有幸和陈老同住一室，亲见他天未明即起，抓紧时间赶写文章。一天，我早晨6时醒来，见陈老已在伏案写作（为一位青年作家的书写序），写字台上还亮着台灯。我问他什么时候起床的，他说“三点不到”。为了我不为他的“早起”所扰，影响睡觉，陈老起来时蹑手蹑脚，尽量不发出声响，台灯用两张报纸盖着，天亮了也不敢拉开窗帘。陈老对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支持、帮助。有人请陈老为自己将出的书作序，陈老总是有求必应。自1977年到1997年逝世前的二十年中，他为人写序竟达一二百篇之多，序跋集就出了四本。     陈老平时节衣缩食，粗茶淡饭，淡泊名利，绝不图享受。我第一次到上海瑞金路陈老家，是在一个上午，到达时陈老正用“早餐”，记得陈老的早餐极为简单：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饭，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儿。一次，河南海燕出版社在京召开作家座谈会，出版社得知陈老正巧在北京，便热情邀请了他，并委托我接送陈老。当时北京有两种出租车，一种是黄色的“面的”，车费比较便宜；一种是“夏利”，车费稍贵。我接陈老时，要的是一辆稍舒适一点的“夏利”，车已开到他门口，他已“无可选择”；但会毕回去时，陈老却坚持要我叫了一辆“面的”，他说“能为公家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1993年2月19日，即陈老这年来京“避寒”之后乘火车离京返沪前一天，我去北大寓所看他，问他是否买到了软卧车票，他说：“家里人要给我买软卧，我没同意。北京上海，只要十几个钟头，过一夜就到了。我的经济不富裕，还是省点钱吧！”陈老自己一贯省吃俭用，却在1981年慷慨捐出一笔巨款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每年奖掖一批作者，旨在激励大家为培育下一代创作出更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陈老，这位著作等身的前辈学者、儿童文学大师，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他无限热爱少年儿童，也十分热爱所有为孩子们辛勤写作的儿童文学同行，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我于1990年末曾患过一场重病，此后，陈老每次来信几乎都有“我甚念你的健康”这样亲切关怀的话语，一再要我“善自多多珍摄，勿太劳累，确保健康”，殷殷叮咛，拳拳嘱咐，暖我心怀。有个时期，我经济一度较拮据，陈老得知后来信道：“不知您生活上有困难吗？如果有，我将函告我儿子陈佳洱，能借千元，以济您‘燃眉之急’。可不要客气，朋友有通财之谊。”     斯人已去，德馨永在。陈老的崇高品德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樊发稼 《中国中学生报》 第10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