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陈伯吹无疑是一座“气象万千”的山峰。 91 年的人生旅程里，他亲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重社会； 74 载的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童书出版的三栖人生中，他闻听了，体验了众多的时代、民族、国家、乡土、老屋的沧桑变迁。悠悠的少年时分，他经历了“五四”前后社会与思想的风云际会，思考着教育与文学的双重使命；如歌的青年时代，他沐浴了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穿越了家国苦难的深沟险壑，背负起时代、职业、生计的沉重纤绳；血色壮年，他抨击过苛政的专制、堕落，书写过新中国、新时代朝阳初升般的生机、活力，自己的生命中也迸发出万丈活力；铅色老年，他忍辱屈尊闯过了“文革”的险滩，见识了人生的潮起潮落；金色暮年，他在儿童文学的第二次春天里扬鞭奋蹄，抒写晚晴。观其一生，陈伯吹经历丰富，胸襟广大，他紧随时代，吐故纳新。他的奋斗，他的思考，他的道路不应该仅仅属于儿童文学的历史，而应当扩展到文化、教育、出版、都市史，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生活蜕变、精神世界演进的路标。

    今年，恰逢 陈伯吹 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此时此刻，我们来回顾、追忆陈伯老的事功，不仅仅只是浓情缅怀，更是要学习、理解陈伯吹的精神，追随陈伯吹的道路，将 陈伯吹 先生为之奋斗的儿童事业推向新的高度。我们坚信，在未来充满光荣与荆棘的征程上，他将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面旗帜，一盏明灯。

    一、大时代的求索者、建设者

    对陈伯吹生命与精神的回望，绝不能脱离时代、地理的背景，因为他的一生，几乎穿越了整个壮丽的 20 世纪，他属于那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20 世纪这一百年非常不平凡，它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一百年，太多的移步换景，太多的昨是今非；还有他主要驻足、生活的城市——上海，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橱窗”。急促的近代化、城市化、商业化、传媒化、娱乐化脚步，催生了沪上教育、文化格局的急速甄变，新文化首先从教育登陆，西式教育如利刃破竹，从幼童蒙学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全都被新潮的教育观念，新式学校组织，新教学法、新教科书杂合起来的新气象所席卷，随后而来是近、现代文学的兴起，并逐步枝叶繁茂。回望中国近、现代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海是一座“重镇”，一块思想与艺术的“高原”，儿童文学是上海“文学拔节”的范例。百年悠悠，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这里萌生，域外的儿童文学经典在这里成系列地译介、刊行，中国厚实的文学传统在这里被重新“发现”，被创造性的弘扬。上海还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源地， 20 世纪前 50 年里，中国出版机构的 80% ，出版量的 90% 在上海，更加积聚了中西思想、古今智慧的云飞雨泻，更加速了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革故鼎新。

    陈伯吹有幸置身于 20 世纪的上海，这里是现代思想文化交蒸、蜕变的“浪尖”，新旧气象更迭的“风口”、新教育、新文学、新出版的“高地”，他奉献出全部的热情、敏锐、忠诚与智慧，成为大时代的求索者、建设者，继而成为组织者，引领者。

    他早年的《学校生活记》是对新式教育气象初开的学生生活的真实、质朴记录，随后，他参与北新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教材、课外读物的规划与审定、编辑工作，成为新国民基础教育的先锋人物，也是早期商业化的教育出版的组织者，策划人。

    在儿童文学创作上，陈伯吹也是十分追新的。 1928 年初，他读到赵元任译的英国作家卡罗尔的儿童文学名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三年后的 1931 年春，他便在北新书局刚创刊的《小学生》半月刊上连载了自己创作的中国版《阿丽思小姐》。在 1984 的重版序言中，陈伯吹回忆起创作的缘起：“ 1928 年春节，在火炉旁，我一口气读完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后，为这个天真烂漫、喜怒无常、却又聪明活泼。机智勇敢的十分可爱的姑娘所吸引并激动了，才想到让她来中国看看，通过她的所见所闻，反映给中国的孩子们，让他们从艺术形式的折光中，认识自己的祖国”。

    在译介外国童书精品方面，陈伯吹以自学的苦功译介了《绿野仙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百万只猫》等一大批名著名篇。

    20 世纪 30 年代，儿童文学创作队伍草创，陈伯吹连续推出了《儿童故事研究》、《儿童文学研究》两本指导创作的理论著作。

    “一二 八”之后，家国罹难，抗战军兴，他充满愤怒地写下大量激荡民众血肉的檄文，如《生路与死路》、报告文学《魔鬼吞下了炸弹——上海》，随后舍家离土，去大后方，从事战时教材的编审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组织“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政治上吁请和平，反对内战，迎接祖国新生，艺术上办儿童读物展览会，搞作品观摩研讨，选编精品，抵制低级趣味之风，团结、凝聚、提升了当时的儿童文学队伍。

    建国后，他最初系统学习、研究苏俄的儿童文学作品与理论，后来又系统关注日本的儿童文学创作主题与风格，从中吸取养分和智慧，加之这以前他对欧美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他的儿童文学世界地图更加完备，有欧美、苏俄、日本三大子系，构成他成熟的国际视野与关怀，他的专论《论动物故事》中就能读出这份大视野与大关怀。

    理论研究方面他不懈爬涉， 1956 年出版《儿童文学简论》，后来三次修订、增订，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1961 年，文学界批判他倡导的“童心论”促使他系统梳理古今中外的“童心说”， 1980 年发表专论《论‘童心论'》，引起广泛讨论。

    在创作上陈伯老也是探索不止， 1956 年发表了“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呼之欲出”的童话名篇《一只想飞的猫》，一时洛阳纸贵。 1982 年，他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60 年之际，以 77 岁高龄创作了功力不凡的长篇童话名篇《骆驼寻宝记》，引起广泛好评，并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内掀起一阵“骆驼”旋风，开展了“骆驼精神”的讨论，出版了“骆驼丛书”。

    1981 年，他又倾其积蓄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易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用自己全部的光与热去褒奖后来者，照亮并温暖他们前行的路。

    他，就是这样一位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写的人。

    二、基于教育的文学与出版

    陈伯吹一生脚踏三界：教育、文学、出版，他以巨大的身心热情与智慧投入他称之为“三位一体”的职业与事业“长跑”，其间他赢得了许多职业称号、头衔、荣誉，最初的小学教员，后来的中学教师、师范学校教师、大学教授，教材审定专家，教育家、教育理论家，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期刊编辑、图书策划、编审、期刊主编、社长，但在他心中，最看重的是他最初的职业与身份——教书育人的教员，到晚年，他还对身边的朋友津津乐道于日本同行对他所做的“教授型作家”的定位。

    在陈伯吹心中，教育价值永远是第一选择，将它视为人生与职业的“雪球”之“心”，成长与发展的“慧根”。他觉得他毕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编辑策划的原初冲动皆缘于斯，从少年激情到老骥伏枥的职业历程，个中的忙碌、辛酸、奋斗也都服务于斯，最终的价值追求也归结于斯。他毕生都怀揣着一份“教育 - 新民 - 救国”的理想与抱负，只是文学创作、出版传播的半径更大，影响儿童心灵、塑造儿童人格时更柔劲、更深远，可以造就一个更广袤的教化“课堂”。

    其实，在他的那个时代，这样的人生轨迹十分普遍。叶圣陶 1921 年第一组童话创作《小白船》、《傻子》、《燕子》、《一粒种子》（后收入童话集《稻草人》）几乎与陈伯吹的处女作《模范学生》（后改名《学校生活记》）属于同一份心境，同一种模式：即初出茅庐的教师，丰富的师生生活体验，五四新文学作品、外国文学的熏染、启迪、诱导，共同酝酿出创作的冲动。陈伯吹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是在欧美文学传统的神话，寓言与童话，以及小说的影响下开始创作的。”另一个催化因素是现代出版机构、编辑的稿约与推助（陈伯吹、叶圣陶的第一本书都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慧眼、提携有关），一位作家与他的处女作便一起“横空出世”，一条“教师 + 作家（或 + 编辑）”的职业成长之路也就从脚下展开。

    每当晚辈问及“您为什么要写儿童文学”时，他这样回答：“优秀的儿童文学是最好的教材。”“我学写儿童文学，从而热爱儿童文学，是为了孩子们，是（教育）工作的需要，我的儿童文学工作，几乎总是伴随着我的教育工作而进行，两者密切相联系，互相配合着的”。他写诗歌，是因为孩子爱唱歌，爱朗诵；写童话、小说，是因为孩子爱幻想；写儿童剧本，是为了适应学生校园娱乐的需要。

    在陈伯老看来，文学上、出版上的一切成就都是人类教育价值的实现。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由创作成长起来的作家在终极价值追求是有一些分歧。他一再表白：“文学作品富有感染的力量，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儿童文学虽是派生于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儿童文学又不能不受制于教育。”对此，许多作家、评论家有异议，认为将儿童文学置身于教育之下作为“工具”，降低了文学的审美地位，缩小了文学的功能形态（如娱乐的功能等），甚至认为这种见解否定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对此，他曾多次辩白：“我的儿童文学的观点，往往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因而与作家们的看法常有同中存异的分歧，也就是这个缘故吧。”其实，如果将这里的“教育”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是教化，也就软化了教育与文学的分野。晚年，每每出版一批新书，他都要带上几本去附近的学校与老师、学生交谈，如何与学校活动结合起来，把书留下来让他们阅读、评论，第二次带上新书来换，把阅读中，教学中的意见也带回去。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载道”、“言志”的文学传统强调从教化的功能，走的是由教育向度来“发现”与“建构”文学意义的路径，而“物与神游”的文学传统则重视审美功能，走的是由审美向度来“审视”、“建构”文学意义的路径。很显然， 陈伯吹 先生持重的是第一种观点。后来，他的主张受到一些青年批评家的质疑、商榷，他以一种宽容的姿态予以接纳，以为在儿童文学天地里，为心灵的创作，纯审美向度的创作完全可以作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而生存，并且受到尊重。

    就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情势而言，大概不是“教育向度”与“审美向度”建构派之间的交锋和争辩，而是要共同面对过度娱乐化的“感官主义”、“原始主义”、“消费主义”创作导向对文学传统的彻底抛弃与消解。尤其是当下十 年，写作主体、主题、风尚、趣味、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论数量，确实蔚为大观，职业创作耕云播雨，门派林立，魔幻、幽默、纯美、精致，类型各异；论新潮，青春文学聚流成派，“八 O 后”写作的张狂与执傲，“九 O 后”作文的率意与迷离，移步换景间的各种表情悉数登场，各呈风流，日韩英美的校园偶像，此起彼伏，各领风骚，更 有少年“博客”如雨后春笋，自由写作，尽情抒意，好生痛快。论境界，却待三思，曾几何时，传统叙事遁入穷乡，坚守轨范众人笑愚，时时追“娱乐”，渐成乱花迷眼，处处拼“技巧”，常失伟岸魂魄，“启蒙教化”束高阁，“载道言志”无声息，三两月“殚精沥血”出“巨著”，零度创作、撕裂欲念饱受欢迎。此时，我们正面临哈姆雷特式的选择，未来的前行，是艰辛地“往上爬”，还是率意地“往下滑”？

    从现代出版与现代营销学的角度看，陈伯老将服务教育作为文学与出版的重要目的，也是主流需求，必然需求，以需求导向、强度来引领创作、出版，努力打通三者之间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对于当今市场化背景下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繁茂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在确定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战略时确定“基于教育的大众出版”的方针也是遵循出版服务教育的基本市场格局。

    陈伯吹在教育、文学、出版之间确立教育的基本价值，但他绝不是将三者的价值对立起来，而是努力将三者的价值统一起来，形成“互动机制”。在陈伯吹身上，这三种职业角色不仅良性互动起来，还形成了“循环加速机制”，常常是由新的教育实践产生需求，发展需求，更新需求，文学创作从内容上满足需求、提升需求，出版则从运营上适应需求，经营需求，管理需求。其市场效应的最大化又反向推动教育、创作的更新与繁荣，依陈伯老 74 年“三位一体”的人生体会，教育岗位上的教学体验、专题研究常常使得创作、编辑的职业水准大大提升，从而进入体验式、研究性的写作与出版姿态。

    三、“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陈伯吹自 1923 年发表第一部儿童小说《学校生活记》开始，至 1997 年出版散文集《泪洒江南雨》， 74 年间一直笔耕不辍，一生发表原创作品在 500 万字以上，题材涉猎儿童诗、童话、寓言、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序跋、理论研究，此外还有大量编辑作品（如早年为北新书局、中华书局、编辑的“小朋友丛书”等），其中有诸多名篇，如童话《一只想飞的猫》、《骆驼寻宝记》、忆旧感怀散文《日日夜夜仰望着北斗星》等，他的创作既有大关怀、大追求，又有鲜明的性格、主题和年龄细分，他毕生坚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创作理想，“童心论”也正是经由他的大力倡导而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金规则”，于创作风格，他主张在共性上充分贴近孩子的“游戏天性”，个性上一定要写出“自己的调子”、“清新的意境”。

    大文学必须要有大胸襟，大关怀，大境界，其基准是儿童本体观的“童心论”。说来有些奇怪，在中国，“童心论”是因遭“批判”而彰显的。 1960 年 6 月，回上海深入生活的陈伯吹（此时他为中国作协专业作家）被拖入一场批判的旋涡，这年春上，上海文艺界正在进行“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古典文学”的风暴，陈伯吹的到来，“火苗”便烧向儿童文学，批判的锋芒集中在“童心论”，其实，最初火烧的“童心论”并非专著，也非专论，而是陈伯吹一篇“漫谈当前儿童文学问题”文章中有关编辑审稿标准（要怀有一颗童心，从“儿童观点”出发，依“儿童情趣”去理解）的一个观点，按照理论流脉细分，只是编辑与鉴赏中的“童心论”，与之一并提出批判的还有“本位论”“艺术至上论”“外国儿童文学移植论”等等，恰恰是这次批判促使陈伯老宁静下来，认真研究“童心论”的历史、概念、意义，随后，陈伯老沉默了近 20 年， 1979 年，陈伯吹发表了《论‘童心论'》的长篇论文，不仅重述 20 年前的那段公案，还系统梳理了中外文学史长河中“童心论”的表述、意蕴，从李贽到高尔基，从马克思到鲁迅，正本清源，理直气壮，畅快地抒发了心头的那缕郁闷之气。少儿社主办的《儿童文学研究》 3~5 辑辟专栏，延请名家集中讨论“童心论”，在儿童文学界引发一次理念大讨论，大普及。于是“童心论”成为由陈伯老鼎力倡导的儿童文学创作、批评的“金规则”。童心论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那种“蹲下身子”与孩童平视、交流的创作姿态也已不足为奇。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赋予“童心论”以新的明晰的内涵。今天，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确立了“一任天真”（倡导天性、率真的教育与成长）的愿景表述与职业追求，致力于在这个“童年”日渐“消逝”的新媒体时代，不断地去“发现童年”、“建构童年”、“回归童年”。

    体现陈伯吹大文学胸襟的品质除了他的理论成绩之外，还有他的儿童文学评论，大多是以序跋的文体形式书写，陈伯老一生中大约为 100 多种书刊写过序跋，这些序跋结集出版的有 4 种，分别为《他山漫步》、《天涯芳草》、《火树银花》、《苍松翠柏》，索序者有学界老友，文坛知交，也有素未谋面的文学“初犊”， 1982 年，当代儿童文学教育的重量级学者浦漫汀、蒋风、陈道林、张光昌、梅莎、张美妮联袂编写全国师范院校教材《儿童文学概论》，稿成之后序言由谁来做？最后还是决定延请陈伯老，这个资格惟有他最具备，因为他早在 30 年代就有《儿童文学研究》的专著出版，后有《儿童文学简论》面世，曾在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执教这门课程，更值得托付的是陈伯老作序非常认真，动笔之前必须细读文稿或大样，他常常把作序当作一次主题论著的研究与写作，背景材料准备充足，历史脉络梳理清晰，言必实，论必新，有故事复述，有情节分析，有共鸣，有沉思，有褒扬，有批评，其间还不时引经据典，伸张一些自己的文学主张，尽管难免涂上一些时代政治风标的公共语汇，但他的情感总是真挚的，读来言辞恳恳，从不肯敷衍。

    最能表达陈伯吹大文学关怀的莫过于“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设立， 1981 年，陈伯吹感受上海儿童文学新军崛起的强劲脚步，但仍然需要社会、儿童文学界的激励与褒奖，于是，倾其所有积蓄，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用于奖励上海作家以及在上海出版界发表的儿童文学精品佳作。开始每年一次，但是，因为本金的利息不足（后曾得到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的支持），改为每两年一次，并易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至今已经评选 21 次，有 295 部作品，近 300 位作家受到奖励，他们几乎涵盖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也显示了上海作为儿童文学创作基地与出版重镇的地位与影响。 1997 年前，陈伯老对评奖事务十分关心，亲自主持作品遴选，亲自动笔撰写优秀作品的评论，如第一届获大奖的是童话《老鼠看下棋》，小说《 NO ！ NO ！ NO ！》，从 72 篇候选作品中精心评选出来的，陈伯吹的评论写得十分细致入微，一方面分析了作品取材上的用奇，构思上的不落俗套，语言上的童声童趣，气韵上的虎虎生机，另一方面也不忘张扬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既要有教育意义，又要有文学风味，值得细细咀嚼。”并特别褒扬小说作者在写童年性格、童年心理方面的努力。最后，对儿童文学作家的成长提出忠告：“只有深入生活，精细地观察，提炼素材，艺术地构思，安排情节，即使是一件平凡的小事，也必须具有正确的文艺观，锲而不舍地开掘下去，才会挖到宝藏的”。通过评奖这个平台，陈伯老将儿童文学创作、批评、理论的多重关怀积聚于一处，既有激励之荣誉，又有研讨切磋，提升队伍之功勋。

    四、“通家气象”与“骆驼”精神

    陈伯吹是以创作的才能与成绩彰显之后投身编辑与出版事业的。 1930 年，他开始为北新书局业余编辑“小朋友丛书”。年底，他受聘北新书局《小学生》半月刊主编，时年 25 岁。 1934 年初，他出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三年后书局因战乱歇业，陈伯吹回到教育界。 1941 年奔赴大后方，他在重庆出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负责编辑小学语文教科书。 1945 年抗战胜利，《小朋友》杂志副刊，陈伯吹出任主编，同时还在复旦大学开讲“期刊研究”课程。 1947 年，受《大公报》之邀，为该报主编每周一期的儿童副刊。 1952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他出任副社长。 1954 年，奉调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编辑中小学教科书， 1957 年离开出版界，成为中国作协专业作家。 1960 年，他被重新任命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直至逝世（文革十年间曾担任过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料员、编辑）。屈指算来，陈伯老在出版界本职、兼职工作约 50 年，经他编定的书、报、刊在千种（份）以上。不过，陈伯吹写作的出版专著不多，而是在儿童文学的论文中旁及编辑与出版，著名的“童心论”最初就是针对儿童文学编辑审稿过程中的基本姿态与心态而提起的。 1978 年 9 月，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他满怀激情地在开幕式上做了《庐山在秋天里的春天》的发言，畅快表白了他对儿童读物出版的热切冀望。

    对于陈伯吹的编辑主张与出版理念，有研究者归纳为“骆驼精神”，他的基本特质是“高瞻”与“负重”，高处着眼，细处着力，无私奉献，默默承担。这个归纳勾勒出陈伯吹的一部分编辑性格特征，但是仍然不完善。

    根据我们的研究，以及与陈伯老共事的同志们的切身感受的回顾，陈伯吹编辑生涯给我们留下的那份“无言”与“真切”示范是：追求厚积薄发的“通家气象”，努力塑造“学者” + “创作” + “编辑”三栖职业状态，倡导“研究性”出版。

    论学历，陈伯老只是上海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科的工读生，后来通过工读获得教育学院的教育学士，但是，他的兴趣涉猎很广，阅读很杂，了无疆界，创作、翻译、编辑、教学、理论研究伸展到哪里，他就学习到哪里，晚年，他还尝试创作“科学童话”，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博闻强记的好学习惯，积蕴成一种“通家气象”。

    他一生都以博学的姿态投身出版，以饱满的理论、鉴赏与创作热情，丰富的作品介入编辑，不断提升编辑与出版的职业水准。正是他不懈追求厚积薄发的“通家气象”，努力塑造“学者” + “创作” + “编辑”三栖职业状态，这才在他身边积聚、培养了一批有很高儿童文学造诣的大师，新秀。一个时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楼里，老中青三代作家、画家、科普作家、编辑家济济一堂，大师级的专家就有陈伯吹、张乐平、贺宜、任大霖、包蕾、鲁兵、洪汛涛、圣野等，据统计，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里有中国作协、上海作协会员近 30 人，中国美协会员 10 余人，人才之“富饶”可以与任何一所大学相媲美，这让人想起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并称为中国文化的“双子星座”，这份传统与积淀至今弦歌不断，重视人文修养，博古通今已成为一种学风，一种社风。在创作、研究、编辑三者关系上，陈伯吹极力倡导骆驼的奉献精神，舍个人名利为大局利益，相互促进，提升品质。

    关于“研究性编辑”流程的养成，陈伯老不是以说教，而是以身体力行来示范，来倡导。由他策划的《世界寓言选》，他几乎收编所有能及的素材，予以分类，比较，排序，然后才动手编定文稿，在今天看来，真是严谨至极。 1979 年，他想开辟动物故事的出版系列，他便广罗原野，收集中外动物故事作品，然后梳理出动物故事出版的历史，几近绘出一幅动物故事的创作与出版地图，写下了一篇万余字的论文《论动物故事》，然后才动手策划出版纲目，一切安排都在理论的谱系与预设之中，下这样的功夫来策划出版主题与图书，一定能占得高峰。他身上这种严谨的编辑作风、巨大热情与智慧投入仍然在映照、鼓舞着我们后辈的编辑实践。

    陈伯老离开我们已近 10 年了，我们依然深深地眷恋着他的音容，怀念他的精神和作风。我们不时在内心深处呼唤着他，祝福伯老在天国里羽化成仙，晴日里，请驾一片白云飘回我们头上，吹拂起一缕缕春风，吹走我们身上的懈怠，吹散我们心中的乌云。

    陈伯吹不死，他的精神永远与我们相伴！